拉片笔记

影片实际上并不“恐怖”。而且自始始终,就像德勒兹提到过的,影片有种魔力,能使所有不堪入目的东西都变得容易接受。那么我想,如果影像技巧是纯粹为了唤起感官刺激而恐怖,这就像去完成某种不可能的任务,注定会失败。导演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种“不可能性”。 比如本片里,法提赫·阿金的做法值得引入经验。
联觉式转嫁(抽离)
首先是通过技巧,导演使不堪入目的影像“变质”了,转嫁给了“美妙的东西”,比如音乐和酒精。影片开始的第一场截肢场景中,杀手为了让自己舒缓情绪,喝了酒,同时可能是为了让观众舒缓情绪,打开了唱片机,舒缓优美的音乐随之而出,导演通过技巧强调了歌词:
刺激画面与美妙音乐的异质并置,导致了影像道德界限(暴力感/恶心感)的取消。刺激画面便容易被接受了,这是布朗肖(《死刑判决》)的伟大提示——“陌异感”能够取消界限。 随即,在杀手拿“酒”做诱饵引诱第一个活人到家里时,拿出酒杯的同时又打开了唱片机,同一首歌再次出现。这时,优美的旋律开始“变质”了,音乐携带了截肢的画面经验在观众记忆中唤醒,这首歌连带影片整体情境都变得“恐怖”了。优美与恐怖形成反差,相互勾芡。也就是恐怖感受是通过转嫁为听觉来体现的,而非纯粹的画面刺激。
这类对“联觉”的嫁接运用在电影里很多,比如上文提到的老太太最后虽然受到的身体性的虐待,但是至少是活着离开了,于是“听觉”的危机感被滞缓了,可一种新的感官嫁接模式也随即生成:嗅觉(炖-肉味);再比如杀手戒酒阶段对“红色”(女同事)的运用等。
质地转移
其次导演安排了角色视线“出画”。角色视线出画在影片中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如介绍酒吧常客的戏剧式“亮相”,这是呈现给观众的,观众被设置成与影像对立的客体。这虽然是源自德国的戏剧传统,但这并非是纯粹的“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戏剧间离效果”是要让演员在角色和演员之间游离,演员有回归演员本身并面对观众的可能性。而在影片里,虽然酒吧里角色面对观众自我介绍了,介绍的却是“角色本身”。也就是说,也许是由于酒精导致的迷乱氛围的加持(非理性因素主导情境),这种“反身”反而是让角色更加可信了。

另一种是把观众强行置入角色行为与角色(变态)期待的中介位置——角色的幻想因观众的传递而成立,罪恶感因观众的传递而形成。观众因此被拖入“道德罪”之帮凶的行列。比如上图所示场景,在镜头A中杀手因为老妇人的话语和酒精作用,起了龌蹉的想法,便抬头面向观众邪笑,这时候杀手的视线“出画”了,与观众的视线交接了。紧接着蒙太奇镜头切入杀手的幻像:一个衣着性感的丰满女生在切肉(契合老妇人的话语的同时,也契合杀手的嗜好——切人,转喻用法;后来楼下“剪舌头”也是同样用法),随着镜头B的上摇,幻像中女生挑逗式神情回馈给杀手的同时,也强迫给了观众。而在杀手和性感少女的双重视觉胁迫下,观众被迫被夹在(正反打)中间,义务性的承担了视觉传递工作。于是,观众参与到了杀手的邪念之中,成了同谋。至此,观众不仅陷入了影片幻觉,同时也变成了影片内质的一部分——导演的险恶用心。
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在影片的整体架构中,观众首先是被影像技巧从暴力画面道德感中抽身,然后又被强行置入另一个道德质问之中,观众因此开始面对真正的东西:审视自身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