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一片金黄
他生下来。
他画画。
他死去。
麦田里一片金黄,
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
——波德莱尔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长大意味着身体逐渐苍老,而成熟在某种程度而言只代表着处世日益圆滑。在这个缓慢而沉痛的过程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边捡边扔,像课本里那只捡玉米的猴子,舍弃其中某些会与现实尖锐碰撞的东西。而我们都认为这便是成熟。最初的一些东西如一些梦想、一种理念、又或是一种信仰,到了最后常常都成了我们向生活妥协的牺牲品。
可是有一些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于他们来说,理念,梦想或信仰比什么都来得重要,甚至生命。这些东西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所在,也是他们感受自己脉动的重要证据。不为强权屈服,当然也不会为生活所妥协,他们为它坚持至死。
看《渴望生活》之前,我不认识文森特凡高。看完《渴望生活》之后,我还是不了解文森特凡高。但我对他怀了一份致高的敬意。因为他也属为数不多的坚持份子之一。
当“加歇医生像”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收藏家的时候,当“鸢尾花”以5390万美元卖出的时候,天堂的凡高倘若有知,会是什么表情?是略带孩子气地高兴地笑呢?还是扬起嘴角露出讽刺的悲伤?
影片开始的时候,已经跳过了文森特的童年少年,直接从他参加神学传道开始。那一年应该是一八七八年,文森特二十五岁。他希望在某些方面继承父亲,向那些不幸的人传播上帝之道,于是去了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福音学校学习。他在给提奥的信里表示,希望这样可以让他的家人略感欣慰。学习结束之后,他向教会请愿去了所有牧师都不愿去的地方:博里纳日。在博里纳日,低层人们像畜牧一样地劳动。他们的家在地下五百米的深处,男人们偻着背在地底爬行挖煤,女人们背着箩筐在矿山拾煤块,孩子们没钱上学而是拖着幼稚未成形的身子与大人们一起干活。这种艰苦的生活,让文森特很受震撼。他除下外衣,深入矿工的苦难,与他们一起劳动工作,住在破烂肮脏的屋子里,把床让给了有病的妇人,把衣服送给了孩子们,自己睡在草堆里。然而教会认为他的行为贬低了教会的尊严和体面,迫他放弃职务。在矿工的死亡和自身的疾病缠身中,文森特看穿了所谓“上帝的福音”的假义和虚伪,并意识到了这是一次失败的爱。
这段生活经历对文森特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那以后开始,他的一生都是破棉衣加身,与电影一出场的西装领带相比,与其说是一种物质的差异,其实更突显的是精神的差异。假如说之前的生活是华丽的面具,现在他看到了面具下面的那张脸——那因为面具的箍扎而扭曲变形的痛苦不堪的真正脸庞,流着汗红着眼却沉默不能语的事实真相。自此之后,文森特深入到当时主流社会眼中所谓的“低层人们”之中,与织布工、农夫、渔夫等在一起,其早期作品基本都以表现劳动及劳动人们为主,如“掘地者”、“挖土豆者”、“运炭船和两个人”和织布工系列等。
三个“永不”,来自表姐凯的拒绝。她没有给文森特一点点的机会,或许是亡夫太过刻骨铭心,又或许是文森特狂热的示爱方法让她无法接受,乃至文森特把手放在烛火中烧仍是不为所动。之后,便是辗转无所定居。学画,与妓女克拉西娜同居,照顾她及她的孩子。分手。去阿姆斯特丹,独自旅行,搬到纽南。父亲去世,与妹妹争吵,然后再出走。然后去到了巴黎,最亲爱的提奥身边。在巴黎,他认识了许多在后来很出名的画家,其中之一便有后来“割耳事件”中的保罗高更。
“我越是年老丑陋、令人讨厌、贫病交加,越要用鲜艳华丽、精心设计的色彩为自己雪耻……”凡高的这句话,曾像锤子一样重击我心。在生命的后期,他受孤独贫穷和病痛的折磨,精神数度失去控制并因此而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并住进了圣雷米的德莫索尔精神病院医治,病情稍有好转后返回了巴黎接受加歇医生的治闻。1890年,在郊野的金色麦田里,他朝下腹开枪自杀,随后返回住处躺下,二日后死于床上。
有人说,他是上帝的弃民。然而在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凡高遗弃了上帝。如果画画的信念中途放弃,转换另行谋生,生活不见得大富大贵,但自食其力莫须依靠提奥的接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凡高没有这样做,他把画画当成了他的生命,他的精神支柱。如同他所言:“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
有些电影,是由电影成全了故事。而在《渴望生活》这部电影中,是故事成全了电影。我们首先被感动的,是文森特的精神和他那富有传奇色彩却充满悲剧味道的一生。然后,才有空暇去留意背景音乐从哪里响起又在哪里结束、镜头在哪里如何缓慢移动又在哪里变成了大特写、色彩如何交潜变化来暗示人物的情感变幻等这些电影的细节处理。末了,还是受着文森特的感动,呆坐在凉凉的椅子上,为之颤葳伤叹。
有一些人的名字,是值得我们世代相传紧记的。
他是死神的影子,
他收割的也许是人类。
在这个死神身上,
没有一点悲哀的味道。
他在明朗的日光下干活,
太阳以一种纯金般的光普照大地。
——凡高
他画画。
他死去。
麦田里一片金黄,
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
——波德莱尔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长大意味着身体逐渐苍老,而成熟在某种程度而言只代表着处世日益圆滑。在这个缓慢而沉痛的过程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边捡边扔,像课本里那只捡玉米的猴子,舍弃其中某些会与现实尖锐碰撞的东西。而我们都认为这便是成熟。最初的一些东西如一些梦想、一种理念、又或是一种信仰,到了最后常常都成了我们向生活妥协的牺牲品。
可是有一些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于他们来说,理念,梦想或信仰比什么都来得重要,甚至生命。这些东西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所在,也是他们感受自己脉动的重要证据。不为强权屈服,当然也不会为生活所妥协,他们为它坚持至死。
看《渴望生活》之前,我不认识文森特凡高。看完《渴望生活》之后,我还是不了解文森特凡高。但我对他怀了一份致高的敬意。因为他也属为数不多的坚持份子之一。
当“加歇医生像”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收藏家的时候,当“鸢尾花”以5390万美元卖出的时候,天堂的凡高倘若有知,会是什么表情?是略带孩子气地高兴地笑呢?还是扬起嘴角露出讽刺的悲伤?
影片开始的时候,已经跳过了文森特的童年少年,直接从他参加神学传道开始。那一年应该是一八七八年,文森特二十五岁。他希望在某些方面继承父亲,向那些不幸的人传播上帝之道,于是去了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福音学校学习。他在给提奥的信里表示,希望这样可以让他的家人略感欣慰。学习结束之后,他向教会请愿去了所有牧师都不愿去的地方:博里纳日。在博里纳日,低层人们像畜牧一样地劳动。他们的家在地下五百米的深处,男人们偻着背在地底爬行挖煤,女人们背着箩筐在矿山拾煤块,孩子们没钱上学而是拖着幼稚未成形的身子与大人们一起干活。这种艰苦的生活,让文森特很受震撼。他除下外衣,深入矿工的苦难,与他们一起劳动工作,住在破烂肮脏的屋子里,把床让给了有病的妇人,把衣服送给了孩子们,自己睡在草堆里。然而教会认为他的行为贬低了教会的尊严和体面,迫他放弃职务。在矿工的死亡和自身的疾病缠身中,文森特看穿了所谓“上帝的福音”的假义和虚伪,并意识到了这是一次失败的爱。
这段生活经历对文森特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那以后开始,他的一生都是破棉衣加身,与电影一出场的西装领带相比,与其说是一种物质的差异,其实更突显的是精神的差异。假如说之前的生活是华丽的面具,现在他看到了面具下面的那张脸——那因为面具的箍扎而扭曲变形的痛苦不堪的真正脸庞,流着汗红着眼却沉默不能语的事实真相。自此之后,文森特深入到当时主流社会眼中所谓的“低层人们”之中,与织布工、农夫、渔夫等在一起,其早期作品基本都以表现劳动及劳动人们为主,如“掘地者”、“挖土豆者”、“运炭船和两个人”和织布工系列等。
三个“永不”,来自表姐凯的拒绝。她没有给文森特一点点的机会,或许是亡夫太过刻骨铭心,又或许是文森特狂热的示爱方法让她无法接受,乃至文森特把手放在烛火中烧仍是不为所动。之后,便是辗转无所定居。学画,与妓女克拉西娜同居,照顾她及她的孩子。分手。去阿姆斯特丹,独自旅行,搬到纽南。父亲去世,与妹妹争吵,然后再出走。然后去到了巴黎,最亲爱的提奥身边。在巴黎,他认识了许多在后来很出名的画家,其中之一便有后来“割耳事件”中的保罗高更。
“我越是年老丑陋、令人讨厌、贫病交加,越要用鲜艳华丽、精心设计的色彩为自己雪耻……”凡高的这句话,曾像锤子一样重击我心。在生命的后期,他受孤独贫穷和病痛的折磨,精神数度失去控制并因此而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并住进了圣雷米的德莫索尔精神病院医治,病情稍有好转后返回了巴黎接受加歇医生的治闻。1890年,在郊野的金色麦田里,他朝下腹开枪自杀,随后返回住处躺下,二日后死于床上。
有人说,他是上帝的弃民。然而在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凡高遗弃了上帝。如果画画的信念中途放弃,转换另行谋生,生活不见得大富大贵,但自食其力莫须依靠提奥的接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凡高没有这样做,他把画画当成了他的生命,他的精神支柱。如同他所言:“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
有些电影,是由电影成全了故事。而在《渴望生活》这部电影中,是故事成全了电影。我们首先被感动的,是文森特的精神和他那富有传奇色彩却充满悲剧味道的一生。然后,才有空暇去留意背景音乐从哪里响起又在哪里结束、镜头在哪里如何缓慢移动又在哪里变成了大特写、色彩如何交潜变化来暗示人物的情感变幻等这些电影的细节处理。末了,还是受着文森特的感动,呆坐在凉凉的椅子上,为之颤葳伤叹。
有一些人的名字,是值得我们世代相传紧记的。
他是死神的影子,
他收割的也许是人类。
在这个死神身上,
没有一点悲哀的味道。
他在明朗的日光下干活,
太阳以一种纯金般的光普照大地。
——凡高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