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活着，就不能说出来

看《地久天长》的三个小时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憋屈。

这个感受在浩浩的坦白一场达到顶峰。他对老年的耀军和丽云诉罪，接着镜头切换回曾经的耀军对英明喊道“只要活着，就一个字不要说出来”。这句话，被憋了二十年，从巨大的痛苦慢慢变成温情的对视，并不让人感动，反而给人以一顿暴击。

第六代导演中风格不断变化的王小帅，在上次《闯入者》里试水以惊悚犯罪类型外壳包装文革之殇后，这次的《地久天长》则改用直白、朴素的双线通俗情节剧，拍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活着》”。

电影讲述了中国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三十年间，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论及主线，则是典型的人物叙事，尤其是耀军所经受的三番丧子之痛。在故事之初，耀军丽云一家曾和同事英明、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三家人亲如一家。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让双方家长定下“一辈子做兄弟”的约定。然而，英明的妻子海燕出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之需，唆使丽云打掉二胎，一生不育。几年后，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耀军痛失爱子刘星。命运之手的阴影笼罩在了耀军和丽云身上，他们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南下。

几组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经历，随着时空切换所带来的情节点流动，共同刻画出改革开放后被政策变迁（计划生育、下岗潮等）所深深伤害的一代群像。同时，人物们命运的发展也是影片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的过程——幸福的家庭也许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福利，但不幸者的权利与发展需求，会一点点被时代抛下。

显而易见的是，《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颇具技巧。

一方面，剧本的创作紧紧贴住人物展开。驱动影片前进的力量是展现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随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落差，并以此来表达几位主要人物自身的复杂性，所有切入点都围绕着“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来渐次展开。在严打、计划生育和国企改制的一个个浪潮下，即便每个人都怀揣着善良的心，但在社会环境下却会悄然变成伤人的匕首，无比辛酸矛盾。

另一方面，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要素和内蒙包头、福建连江两处的地域性差异，成了打碎电影结构的关键词。比如，在电影开头，沈浩要拉刘星下水的一场戏，就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包头。而在刘星意外之死过后，镜头便迅速切换时空至几年后的福建连江，王源饰演的养子刘星坐在了船上。不断地插叙、倒叙，如海浪般潮起潮落，冲刷着影片中的人物，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沧桑感与戏剧性变化。

导演在映后里谈及“只要把时间给够了以后，生活中才会出现许多无常的东西。”人的一生是一场不断连绵的戏剧，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藏纳着现实的积累，而电影则进一步将其进行浓缩——比如四场不同节点的医院戏，比如每场有着弦外之音的饭桌戏，都在场景的情境之中显露出了互文之意。《地久天长》的前两个小时都处在不断勾连的状态里。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获得了凝聚与震慑的力量，并最终构成了时代背景与个体经历互为交融的结构。而这些铺垫，也使得影片在第三个小时的回乡段落中，迎来了数次“深水炸弹引爆”，令人不断地为他们的重逢与别离和最终揭露的真相而感慨唏嘘。

时代沧桑变化，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故事的戏剧性浓烈程度各异。耀军和丽云复杂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见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群体代表性。

如人所言，“最悲伤的是时代洪流中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带着如此一份荒诞与悲哀——

比如，丽云因为被强制堕胎、终生不得生育，而获得了厂里的“计生先进”荣誉；结果几年后国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关系不下岗，却被“先进”的名号所累，最终只能无奈地“光荣下岗”。

又如，最后耀军和丽云去扫墓，两个人无言的沉默，以及接到浩浩的孩子出生的消息时面对着成片的坟墓。

越是和时代的大背景相连，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就越朝着不堪的方向发展，从而也让观众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

两个家庭在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中，所蕴藉的，是一种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光，同时影响着无数人的政策也在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改善了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逐渐抛下一些无法跟上脚步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在时代的浪潮中受伤。

看完电影，有个朋友问我：“我很想看《地久天长》，但三个小时不敢轻易尝试。怎么办？”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如果不是因为这群演员的表演，恐怕我也很难撑住。但精湛的群戏，让人觉得这部电影倒也并没有那么冗长。

除了两位获得柏林影帝影后的领衔主演王景春、咏梅之外，饰演沈茉莉的齐溪、饰演李海燕的艾丽娅，也都是相当出彩的复杂角色和纯熟表演。尤其是李海燕这个人物的复杂度，不在两位主角之下。

海燕是三个家庭小团体中的大姐大，厂里的主任领导，平日中都是一副照顾人的热心肠。但在关键的节点中，她无意间伤害了耀军和丽云的家庭。刘星的意外之死，不仅是压垮其父母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让海燕对丽云打胎致其不育的忏悔在自责中彻底爆发，让她痛苦了二十余年。

印象最为深刻的她的三个戏点——得知自己儿子是罪魁祸首时的“浩浩是不是高烧才说胡话”；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的“自己这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病床前陷入疯狂状态，声嘶力竭的临终遗言“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艾丽娅把这个人物的压抑、痛苦和爆发都演得相当传神。时代的谬误让她做了不甘愿的罪人，背负一生的枷锁，但直到死亡，她都未能解脱。

时空瞬息变换，而把中间掰开，会发现其中大多是密不透风的悲苦。长达三十年的时光，让耀军和丽云夫妇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语境的变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质，以及做出的选择、遭遇的困境，都如昨日重现般令人历历在目，诉说着一代人的命运。

最终，电影选择落位于和解。

“只要活着，就不能说出来。”

这是耀军一家对浩浩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却也成了他心中无形的负担——“从那天起，我觉得身体里就长了一棵树。”

“说出来就好了。”

两个家庭分离了二十多年的时空跨度，一句“不说与说”的反转，在微妙的细节里构成了惊人的轮回。命运开了无情的玩笑，但痛苦却不会是永远的。

也就是在这一刻，影片真正意义上产生了对历史的直面与反观的当代关照——曾经痛彻心扉的历史磨难，如今终于得以言说。

*首发于公众号 风影电影/陀螺电影/豆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