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疑吕不韦，从而《史记》
本剧中吕不韦的故事，过于神奇，也异乎简单，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虽然取于《史记》，但是《史记》又有多少可信呢？
查了维基百科，关于《史记》和秦始皇的词条，确认了吕不韦的故事大为可疑。
《史记》中称，秦始皇的生母怀胎12个月。而，这部《秦始皇》，更加神奇，怀胎14个月。如此违背自然科学，更像是关于哪吒三太子的神话。
“三寸不烂之舌”的作用，被司马迁过于夸大了，好像这些舌头的主人们，智商都远高于舌头的听众。而那些听众，经常也是皇宫贵族，却经不起舌头的翻滚，那些人好像没舌头，或者那些人的周围也从来没有一个像样舌头。
皇宫贵族们，遇到文人，总是被反问，总是被激将，总是被逼迫选择，总是被文人们罗列的厉害一下子擒获，而文人们的智慧不过是把利害结果放在行动原因之前——谁信？
这些三寸之舌的主人，经常也会用其他手段，不过是金钱和美女。金钱的频率更高，影响历史的美女一共只有那么几位。接受的人，一拍即合，好像他们没有另外的渠道可以得到这两个并不稀奇的馈赠。而且，没有丝毫的防范，从来不考虑对方的动机。
从《史记》开始，史书中最没用的，就是皇上、国君，或者类似这样的人。他们胆小怕事，一听说帝国进军，就吓得得手足无措；他们听信奸臣，怀疑忠臣；又举棋不定，缺少智谋，偏听偏信，左右摇摆，却好酒好色。成就，都来自于那些忠心的宰相，或者类似的谋士；失败，或者亡国，都是因为奸佞之臣，或者身边的妃嫔、太监。
更大的问题在于，逻辑上不成立。所记载的三寸之舌的表演，都可以被三下五除二的否定掉。正如算命先生所称的“心诚则灵”，如果一个观众或读者以为那些语言高深莫测，那么就只能呜呼哀哉而五体投地了。而作为一个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普通人，这些说服只能欺骗学龄前的儿童。
还有，完全把历史机械简单化，把历史的重大事件归因于某个人，把战争的胜败归因于某个将帅，甚至归因于一顿饭、一个玦，《鸿门宴》。这种思维方式，如同评书表演者一样，为了吸引无知的听众，胡编乱造，胡说八道，逻辑滑稽，知识浅薄，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史记》，是以所谓的“人才”为核心的。有识人才者， 有疑人才者，还有“千里月下”追人才者。类似的，这些“人才”，不善于搞人际关系，不善于争取决策者的信任——非常普遍！所谓的人才，经常需要一个“伯乐”，来举荐，来保护，来进行妈妈式的安慰。和他们的期望相反，他们经常遭遇同僚的谗言，被最高决策者怀疑，被水平更低的同僚打压。而，当他们怀疑得不到妈妈似的关爱的时候，经常会选择自杀。这真的是历史吗？——胡说八道！
在这种个人决定历史的逻辑下，为了塑造英雄人物，保证英雄人物的算无遗策、百战不殆，只好把失败的责任归于他人。荆轲刺秦为什么没成功？在于他等的人没有来，在于催促他的人，在于他懦弱的搭档——司马迁转嫁责任的模式，无异于市井泼妇！市井泼妇的方式，却经常最有效，后代的史书和评书，一直沿用。《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失败转嫁到失街亭的马谡，或者上天的不配合，突然下雨浇灭了诸葛亮的平生最后一把火。
除了不会失败，《史记》及之后的史书或文学作品，经常还会塑造“先知”“圣人”“超人”，他们会非常准确的断定事情的发展——不是判断，而是提前确定，包括非常小的细节。而且，他们对别人的要求，在后来的事情发展中，也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还会掌握考试权，莫名其妙地对别人进行考试——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不告知考试，一般是突然袭击，还要装作若无其事，事后也不会承认，也绝对不公开考试结果；考试的内容，必然是出题者编造的谎言。另外，他们会完全控制皇帝，或者类似的重要人物，他们会完全准确判断皇帝的动机、意图，以及思维方法、行动方法，总能够给皇帝事前的建议、事后的总结。经常的，皇帝的所有行为和语言，包括情感，甚至表情，他们的反应经常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冷淡，或者彻底的鄙夷或嘲弄。
和这些神乎其神的人物类似，《史记》用不可达到作为成功的标准。而这些神秘的标准，司马迁一般只能想出一个，当然片面至极，更不要谈什么系统性。比如，“喜怒不形于色”，如果行刺者不能达到这种幻想的标准，就可以满心得意却故作遗憾地说，“太子，你要刺杀秦王不能成功。”司马迁的这种伎俩，对于否定他人非常有效，至少能吓住善良的人。而如果要问司马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呢？你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标准呢？被文人吹捧的太史公，只有张口结舌啦。
正面人物，是什么人呢？忠臣、良将、侠士、隐士，正面人物的名单，从古至今变化不多。而且，正面人物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一直沿用《史记》确定的模式。除了不善于和决策者搞关系，他们都超级自负，对于同僚一直心存鄙夷，不屑于和他们合作。他们希望找到和他们一样相似的人，所谓的“知音”。那个“知音”，只是另外一个组织中的人际失败者。如此，他们可以共同嘲讽他人，诅咒社会，悲悯人生。
如此推演，《史记》只能当作故事来读，千万不要当真。大的历史框架，存在众多疑点，细节的对话与行为，只是进行艺术创作，就像“目生重瞳”一样，为了艺术而违背科学。在情感模式上，完全遵从世间百姓，因为害怕战争而惊恐，因为利益受损而愤怒。如果，读者相信了文字和语言的力量，相信了读书和口才的力量，妄图以此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只能是自酿悲剧。
其实，判断一个事情是不是真实，只需要看一点：信息是如何获得的。从《战国策》《史记》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家春秋》《骆驼祥子》，每个事件中，信息的获得方式都没有提及，好像信息空前绝后漫天飞，即使随身携带GPS手机的你我都无法比拟！比如，荆轲在雪地等待人的案例，超级神奇，必然穷尽了司马迁的最高智慧、极端想象。金庸的小说，也没有逃过这个魔咒，最重要最绝密的信息，来源于窗下偷听，或者客栈中他人的对话。信息的获得方式，是判断历史真实还是艺术创作的根本！
以古代的信息传播手段，一个人的名声很大，是很难办到的。而《史记》中动不动就称，“整个国家都轰动了”，只能是作者没有任何根据的夸张。而，小孩子的歌谣，被《史记》中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的表现，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幻想。
《史记》还有另外一个模式，《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也如此，设计计谋的人一定要对别人有非常强烈的要求，而且绝对不能告知原因。当然了，为了计谋更加富于戏剧冲突的色彩，一定要把计谋神秘化。而，神秘化的一个通用方法是，泄漏计谋的一部分，那是对别人提要求的一部分。突然地，计谋展示了，算无遗策地，必然成功！——历史真的是被这些眼睛斜视、撇吃辣嘴的文人左右吗？
不正面沟通，而突然的发脾气或生气，以此来证明自己有本事而且道德高尚，证明别人有严重的性格或品德缺陷，证明自己不愿意与这种严重缺陷的人合作——自古至今，真是愚蠢而变态！
《史记》，制胜的招数，离间是最重要的。离间的方法简单而又单一，承担最大责任的，总是皇上，或类似的最高决策者。最高决策者稀里糊涂，就被身边的坏人摆布。
差不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迁，创作《史记》，肯定是有一个动机：为了有更多的读者，必须让作品更戏剧化、更有艺术震撼力。亚洲电视的编导和司马迁异曲同工，刻意加入爱情戏，浪漫得只能给现代人看。
古往今来，文人自诩，文人相欺，文人酸腐，文人愚钝，因为读书而发疯的人更不是少数。这是因为，《史记》已经确定了史书模板：让读者相信，历史是富于谋略的读书人创造的，而皇权贵族只是在被读书的人控制。
秦始皇和吕不韦，争相宴请群臣，“请客吃饭”可能是革命的重要内容。
亚洲电视的标志，米雪。相对多变的台标，她更有公信力和号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