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与当下：《塔洛》中的现实

《塔洛》是一部黑白电影，讲述一个留有小辫的牧民塔洛下山办身份证，遭遇“爱情”，最终失落怅然的故事。

作为观影的我们，在暗黑的影院面对平静流淌的黑白影像《塔洛》，孤独者看到孤独，迷茫者看到迷茫，愤怒者看到愤怒，无奈者看到无奈……目前为止，大多数影评的解读趋向于“塔洛就是我们，我就是塔洛”的角色投射释义。但是对生长于藏区的笔者来说，在影院让我颤栗及至于欲哭无泪的，并不是塔洛身上的孤独及其他的迷失，而是影像中太过真实以至于不敢直视的藏区。

导演万玛才旦是一个极其细腻的人，细腻到影像的每一格中都能体会到他的有意，相似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吧。在德吉照相馆，两位夫妇拍合照时，背景依次从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再变换到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地方成为一种象征。对于万玛才旦镜头下的安多藏区来说，布达拉宫也是一种远方。对远方的想象，可以克服地域跨度的空间障碍，凝聚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使青藏高原的文化得以在朵卫三康沿袭。但，远方的想象也可以解构曾经的传统，大厦林立的纽约背景是“现代”与“全球”的象征，当穿上西装后的女子想要与塔洛的小羊羔合影时，那一幕的不和谐也是达到了极致，观众都是坐立难安了。在纽约城市像前喂羔羊，传统就像嗷嗷待哺的小羊，孤立无助的呈现在林立大厦前，而想要与羊羔和纽约背景同框的夫妇俩的表情更是让人局促不安。但这就是现实，当全球化“滚滚而来”时，我们的招架之势即是如此。

《塔洛》中类似的不和谐，出现了好多次，都是发生在与“现代化”的亲密接触者身上。当杨措在KTV唱起那两首藏地现代流行歌曲时，跑调渲染出的滑稽感，让观众忍俊不禁，反而是塔洛放下话筒清唱那首牧歌时，虽没有草原上牧歌的清澈嘹亮，但那一刻的观众在荧幕之外有自己的唯美片段显现。

影片中更多的“不和谐”嵌入在背景里。当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最美…..藏区县城”时，塔洛去照相的县城却是凌乱不堪的。蹒跚而过的大卡车、毫无生气的街头门市、污迹满屏的玻璃窗、汉语发声的计算器以及使用它的藏族老板娘、理发店墙上的明星画以及耷拉在墙上的插座线、背景音乐中的各种叫卖声电子诵经声……当县城街头残疾人士匆忙行过时，我倒吸一口冷气，这应该是藏区，这确实是我熟悉的藏区。

当我们（藏地人、内地人，甚至西方人）把藏区视为一种“远方”时，真实的藏区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用藏区特有的符号，如寺院、经幡、雪山、喇嘛、草原、藏人脸上善意的笑、转经筒的老人、朝圣的信徒……搭建了一个唯美的、和平的、绿色的、世外桃源般的藏区。虚构的藏区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远方”，一种精神的虚幻地，那里飘荡着从现实压力与焦虑中落荒而逃的的我们。这种远方不是搭建给远方本身，而是搭建给需要通过远方支撑想象和安抚的我们。就这样我们被“标榜的远方”即虚构的藏区绑架。现实的藏区却被遮蔽在虚构之下。最终，现实与虚构难以区分，即使生长在藏地的人们也愿意沉浸在虚构的家乡中，而不敢直视真实。因为真实的藏区很凌乱、不唯美、变动不居，正处在一种现代化变迁的阵痛中。

当有朋友观完《塔洛》，愤愤不平于影像中藏区的不堪入目时，我意识到导演的此种叙述方式将会揭开蒙蔽我们很久的那层虚构浓雾。万玛才旦从第一部影片《草原》的唯美叙事中跳离出来，逐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当下的藏区，但当下的藏区却是有共性的，《塔洛》中的背景在内地俯首皆是，这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现代化困惑。《塔洛》最触动我的即是此处。镜头中岿然不动的电塔、被电线遮挡的月亮、被铁丝网圈住的草场、随风而起的尘土、荒凉的草山、只见摩托不见骏马的牧场……镜头中关于藏区的一切都已不美好，但却是最真实的现实。

当我们在等待塔洛为杨措唱出从收音机学来的情歌时，我们却等来了被剪掉小辫的塔洛，等来了背不出“为人民服务”的塔洛……期待中等到的无奈，即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