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的名字叫做楚门

朋友问我，这五个人最喜欢谁。我说，喜欢不好说，但可以说关关最有代入感。关关看上去很不像我。我不温柔，不nice，不会觉得“不麻烦”三个字是个表扬，不会在父母设定的轨迹里亦步亦趋。可我其实又很像关关，一个人独处时或许能小恶魔暴露，可一旦进入职场，就和关关一样努力加油，迷茫不知方向，试图真诚又总会撞墙。 自以为的个性经不起稍微有些认真的审视。距离稍微远一点去看，大学谈不谈恋爱，工作上进不上进，就成了四舍五入的小数。看不清楚，分不明白。残存的那点自我让我理性地定义自己，可刻在骨子里的某些东西，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表现出被成长背景定义的特性。关关这样的家庭，会养出一百个不同样子的女孩子，或者活泼或者内敛，可远处看，面目却都十分相似，安逸而不自知地在那些条条框框中生活。 条条框框正是曲妖精嘲笑关关的一点。这个评价一点都不高明。关关确实被规矩缚手缚脚，曲妖精又何尝超脱潇洒？她骄傲而得意地向樊小妹传授的所谓江湖经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条条框框，只不过是另一套规则。曲妖精，也不过是那片虚无缥缈的江湖中一叶最平淡无奇的小舟。 “规矩”俩个字的内涵外延并不止于此。22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不过受限于出身环境而各各不同。樊小妹是色厉内荏的高级HR，面对暗恋自己许久的追求者，她身披唯品会，颇费周章地藏好自己所租的小破屋，周末“据说”还要忙着茶叙和插花课补习。在小蚯蚓面前她成熟而稳妥，可在比她段位高一些的曲妖精那里，樊小妹所有的努力都是套路，撩男那一套拿来套生活，妄想着吊起一只金龟子的套路。这些套路，比小蚯蚓的心灵砒霜大法高了一个层次，却仍然是一种不问原因的生活逻辑。规矩不写在纸上的行为规则，而是一种不问理由就选择无条件服从的生活逻辑。就像沉迷于假货的樊小妹，不假思索地说要去插花的樊小妹。她或许鄙夷这所有，却依然不得不服从HR这一行的所有行为规范。 小蚯蚓的套路要更等而下之。迷恋成功学鸡汤，假设闺蜜嫉妒自己的男友，都是某个阶层的女孩极为如鱼得水的生活法则。小蚯蚓的爸爸也有自己的心灵大烙饼：留在大城市才有出息。至于为什么留在大城市才有出息，以及他的宝贝闺女小蚯蚓是不是适合留在上海，他不探究。或许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探究。按照被植入皮肤和骨髓的生活经验顺从地生活下去，安全高效。当我们距离生活本质很远很远，就只能通过这些简单粗暴的法则来指引生活。就像安迪讽刺的那些人一样，不会看人，只会看车牌——曲妖精也看了车牌给就安迪贴上了小三标签，她又何尝不是条条框框满脑子。 大学不能谈恋爱的规矩很落后，很古板，很可笑。可古板的过去都曾经是浮浅的流行。甚至于无比政治正确经济正确的行事法则，在另一个族群的人眼里就可笑至极。比如做事有章法的樊小妹，就被曲妖精笑胆小怕事。 规矩始终无法逃脱变成笑话的命运。因为它从来都只被服从，而无法被审视。 曲妖精自称知道自己要什么，拿得起放得下。似乎她知道自己是谁。不过可惜一开场就在旁白君尴尬的念叨声中漏了馅。旁白君极其煽情地给曲妖精下了一连串形容词，带刺的玫瑰花，又爱又恨，真实善良，古灵精怪。一再出口伤人后的曲妖精通过喂流浪猫强行拗内心温暖的形象——曲妖精是被编剧贴标签贴得最狠的人，为了拗古灵精怪用力到令人尴尬的角色。如果说，其他角色是角色在服从规矩，曲妖精本人就是规矩，编剧以规矩定义曲妖精，曲妖精的一言一行都在按人设中那几个形容词往下走，毫无新意，毫无意外。套路最多，刺儿最尖利的曲妖精，活成了比手哥和小马甲更敬业的段子手，大V， 橱窗里的偶像。机灵抖得很机灵，包袱甩得不包袱，曲妖精是作者的意淫，是对“有趣”俩个字的绝佳嘲讽。 这些规矩碰见安迪时缩回了猥琐的爪子。曲妖精是富二代争家产，樊小妹是凤凰女的虚荣血泪史，关关是中产家庭的自爱自好，小蚯蚓是县城女青年的无脑人生，每个故事都是套路，都典型而必然。安迪是孤儿，弟弟是智障，安迪大部分剧情矛盾都和这两个极其偶然的设定有关。作者大概不太容易捕捉安迪这种顶配人生的套路，所以才给《欢乐颂》留下了这么一个偶然的漏洞。安迪不接地气处就在此，没有套路的安迪，是不知何处来何处去的安迪。别人为生活所骗而失去自己，安迪从来都没有过自己。 对规矩的摒弃实则是对自我的唤醒。不过在《欢乐颂》这样的故事里讨论寻找自己尤为微妙。硬广频频植入，生活与广告，真实与虚假早已不分边界。英俊的小哇自始至终以人形牌的形式出现，叫人觉得真假亦幻。演员大概是标签化走向极端的体现，而如今标签化已经在所有层次上蔓延，偶像务必卖人设，根据粉丝市场而定制的偶像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出场并供应，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看着巨大的海报或灯箱，我都会想，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幻影。 但依照标签生活并不是那么现代的事。物化，工业化，商品化，这些词都很现代。但被时代背景和阶层局限所定义的人生却是自古至今地存在。人类一直是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繁复冗杂的宫廷宴席习惯，不同官阶的朝服顶戴，都是对人与人在最明显层次上做出的区分。这种规矩无时不刻地体现着自身的可笑，比如东亚女性沉迷于美白护肤时，欧洲人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巧克力肤色来体现自己不同于下层劳动人民的“高等”审美了。大概人们始终都生活在被他人标记和主动贴标记的过程中。这种对主流的追捧，和对逻辑的忽视，构成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全部生活内容。 《欢乐颂》是女性故事，但我说的问题倒不是女权问题，也无所谓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故事中男性角色也在不遗余力地扮演着老祖宗规矩继承人发扬人的角色。老谭大哲就会孜孜不倦地跟安迪说烟火气和交朋友的重要性，可他不知道对大部分智商超群的人而言烟火气就和毒品一样，一旦染上就会一步步走向枯萎和死亡。王柏川也是套路王，一捧鲜红欲滴的玫瑰是显然地老套，貌似低调奢华实则仍然流俗的BV是暗暗地老套， 对樊小妹的投其所好都在追女法典中一步不错地向前走，油腻而晦涩。白主管更不用说，得意地宣称自己搞过小蚯蚓，这种直男中广泛流传的集邮癖好仍然是一种不讲道理的生活规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搞过一个女的很光荣，但我就觉得这事挺值得骄傲的。 规矩为什么要被遵守。因为对于不会思考的大部分人而言，这是一种简单而又效率的做法。只是这个效率，并不代表所有人。很多人在套着生活经验的时候，忘记跟自己的情况比一比，看它是不是合适。人们都说化妆好，女人一定要漂亮，于是你也这么认为，却不记得去算一算，化妆带来享受能不能抵消它带给你的痛苦。对每个人而言，这种享受和痛苦的程度都是那么地不同，可我们仍然选择懒惰无比地相信别人一再洗脑的所谓生活真谛：不化妆就不是女人。 这种句式很熟悉。上个世纪定义女人的方法千奇百怪，裹脚，三从四德，贞节牌坊，做不好，都不是女人。 这也解释了流行与畅销之所以令人讨厌的原因。这种讨厌不会因为其圈子和拥趸少一点就变得曲高和寡。定义流行的从来不是追捧的人数，而是背后的逻辑。就像伍迪艾伦在《赛末点》中嘲笑的小梅扮演的那位当代于连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刻成了一个可耻的符号。突然想嘲笑一下曾经遇见的一个人，向我安利某乐队。理由：这个乐队在中国的粉丝才不到一千人。乐队或许不滥俗，但他的这个脑子却绝对烂俗。 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能力跳出这种预设和刻奇。就像和我貌似很不像的关关，就像我很努力地要摆脱的影子关关，透过关关战战兢兢的日日夜夜，我还是看到了一天天强壮起来的外表下，始终虚弱渺小的自己。在我努力要跳出关关的影子时，本身已经落入另一种更加可笑虚伪的俗套中去了。 郝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把人划分为五个阶层，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厄普西隆。他们的基因和记忆都被预设，一出生就按照自己所处阶层的规则不含任何惊喜地生活。我曾经想过那样的世界可怕而遥远，如今才发现它只是对我们所处世界的抽象与提纯。《美丽新世界》中同处一个阶层的字母们连同长相都别无二致，我和关关虽然看起来那么不同，可内心却在无限远处极其靠近。从我们存在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被造物置放于流水线上的一个字母，在自己所在的车间里折腾闹腾，以为会与众不同。可剧本早已写好，结局亦已注定，连同情节和台词，我们每一刻的心动和忧伤都早早地被预言与假设。在这个巨大的演练室上，无论是曲妖精还是小蚯蚓，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不过是按照上帝一时间的随心所欲，去认真演完早已被排练过千百遍的剧本。和夜幕时一一点亮的万家灯火一样，我们失恋，失业，找到工作，找到男朋友，捧着玫瑰花独自等待，熬夜感动自己却被上司打击，所有的喜怒悲伤都活色生香，却又千篇一律，是前人重复过的故事，是我们只有一次的此刻。 阿尔法们乘着私人飞机去西藏支教扶贫，贝塔们健身听歌剧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喝依云水会拉肚子，伽马们找工作攒实习fo时尚博主忙着把雀巢速溶换成星巴克又把星巴克换成胶囊机，德尔塔们忙着相亲看房子备孕吐槽渣男贱女或者支持人贩子全部处以死刑，厄普西隆们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大关心，偶尔被凝成一片欢乐海洋的广场舞惊动时才想起他们的存在，就像画面外偶尔露面的小蚯蚓的爸爸一样，他们的戏份甚至都不能占满这出都市剧的一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的美丽新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也无所谓更坏一些的美丽新世界。 人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想到这点就非常悲伤。 生活如剧本的、楚门般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