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漩涡中挣扎的企业

本剧中药害事件的原型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生的1967-1971年新潟县昭和电工鹿濑工场公害诉讼和1968-1971年富山县三井金属矿业神冈矿山公害诉讼。

在此期间，以日共、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当地居民、市民组成的地方自治体和知识分子联合斗争，严厉批判自民党政府代表大企业和工会利益的经济增长至上、罔顾生存环境利益的发展路线。

在正义的呼声的背后也存在冷酷的政治计算——通过打击大企业，自民党的最大反对派日共外围组织社会党最为强大的后盾大企业工会亦被削弱，而作为公害受害者主体的农民群众则是自民党的主要支持力量；主管官厅也热衷于将地方自治体公害防止条例提升为全国性的公害对策法，以此强化对产业界进行行政指导的管制能力。

在各方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确定大企业负有高度注意义务的社会责任，最终受害者都全面胜诉。

七十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导致了战后日本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外交政策首次重大转折），日本同欧美各国在贸易中反复出现摩擦，欧美各国要求日本放宽、废除在国际贸易上的限制的压力逐渐增加；日本国内也由于补助金政治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部分知识分子呼吁日本应该效仿欧美奉行市场原理主义；民众对放松以行政许可审批为代表的各种管制政策、削减官僚权限的呼声越发强烈，重视生活环境的民生意识与官僚主导优先推动产业发展的行政模式的冲突不断加大；导致日本政府不得不推动行政财政结构改革。

八十年代，中曾根内阁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根据对外经济问题咨问委员会的大来佐武郎报告书和以国际协调为目的的经济结构调整委员会的前川春雄报告书，提出将日本的经济结构由偏重生产的出口导向型转变为重视国民生活的内需主导型，开始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消除国铁、粮食管理会计、健康保险制度的赤字，对特殊法人进行整顿，对国企进行强权移交，降低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通过完成对国铁、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和日本专卖国营公司的民营化改革，国铁劳动组合、国铁动力车劳动组合解体，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瓦解，社会党蒙受巨大损失并解体。

八十年代末期，竹下内阁制定经济运营五年计划，认为必须将日本经济由生产与出口优先型转变为内需主导型。

进入九十年代，宫沢内阁制定生活大国五年计划，表明将继续进行扩大内需与推行市场主义的意向。细川内阁根据经济改革研究会的平岩外四报告书，主张废除经济管制原则，加速推进结构改革。村山内阁制定面向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认为必须彻底改革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桥本内阁继承结构改革路线，积极推进管制制度、财政、金融系统、社会保障、行政组织、教育、地方制度改革。

针对传统日本式经营的批判之声日益严厉：日经联发表《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总理大臣咨询机构经济战略会议提出的《日本经济重生的战略》都提出修改大企业以终生雇佣制为基础的日本式经营，进一步加强竞争性原则的要求。美国式的成果主义被众多日本企业引进：最优先保证股东利益，大量减少供应商并大量裁员以削减采购成本、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增加非稳定雇佣的合同工与劳务派遣人员以削减人工经费，关闭关联工厂，出售所有与生产无关的产业。

小泉内阁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只有通过结构改革才能使日本经济复苏——此时的结构改革已不同于之前的需求性结构，而是指供方结构，即强化企业的活动能力。小泉内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改革包括：邮政、邮政储蓄、邮政保险、石油公团、道路建设公团民营化，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社会保障体系中个人负担部分开始增加，缩小公共部门的财政规模，扩大收入差距。

大众媒体将全面放松管制塑造为一种社会正义，进而将其标榜为自身责任原则。

放松经济管制的思想基础在于创造彻底贯彻市场原理的经济结构，应给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更多机会——利润核算的失败者理应彻底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