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式与现实的理想主义

《荆轲刺秦王》是陈凯歌最优秀的一部作品（虽然在陈导演众多烂片中脱颖而出本来就没什么悬念），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精湛的演技、章节式的剪辑自不必说。这次要谈的，是本片搭载的更加符号化的内涵——理想主义的方法论。

本片的剧情在史书记录上有所发挥，将刺杀的“阴谋”变成“阳谋”。秦王和赵姬成为电影的两条线索，二者有着共同的特质——理想主义。

影片开头，韩国画工进贡四海归一图时，嬴政的一席话道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到处都建立郡县，让清廉的官吏来管理，让遍地都长满了禾黍，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把驰道修到边疆，把长城筑到远方，匈奴和四夷进犯时，挡住他们的马蹄……”

二人的理想主义有着不同的方法论支撑。秦王嬴政代表着极端现实的理想主义，脚踏实地地努力，敢于为理想做出巨大的牺牲（逼死父亲、杀死弟妹、坑杀赵国儿童），也正是由于不择手段，一点一点进入众叛亲离的境地；赵姬则拥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憧憬着消除战乱、天下大同，百姓幸福安康，身体力行地救赵、策划刺秦，却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

两种理想主义从相容到分离而至最终的冲突，构成了整部电影的骨架。刺秦从最初嬴赵二人约定的计谋，到货真价实的刺杀，推动全片进程的，正是两种理想主义方法论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刺秦的匕首在电影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赵姬随太子丹离秦时，嬴政送给赵姬：“收好，防身用的”，标志着现实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开始分道扬镳；第二次出现则是在太子丹与荆轲演练刺秦时，由赵姬提议放入督亢地图中作为兵器，标志着两种理想主义的冲突。匕首是刺秦的工具，更是两种理想主义之间矛盾的见证。编剧为匕首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加一次出镜，一方面通过伏笔增强了情节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赋予匕首符号化的象征意义。

本片的另一主角——刺客荆轲，由于刺杀盲女一事落下的心病，具有看清现实的能力，却怀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直在两种状态间挣扎。救偷水的孩子时甘受胯下之辱，却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杀；赵姬去救赵时，荆轲说“你救不了赵国，但还是尽力去做吧”；刺杀一事也是自知嬴政有所准备，自己不会成功，却坚定地实行。

不同于赵姬的从看问题到行动的彻底乌托邦主义理想，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理想，赋予影片“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刺杀失败后荆轲的笑，既是对秦王有所准备的嘲讽，也是感慨自身过于乌托邦的理想终究会败在现实下，对于以死终结自我矛盾感到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