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卫国
“这是一个关于桥的故事,是通向中国的大陆桥,它的名字叫滇缅公路。”它曾是抗战最艰难的年月,中国与外界唯一的一条交通线。近四年中,从缅甸到昆明,彼时国内无力生产的汽车坦克、枪炮子弹、汽油钢材、药品纱布等维系几百万将士抗战所需的国际援助物资,俱有赖这条道路运输。
1939年美国陆军部通讯处的新闻影像中,如此描述:“按照一名见证者的说法,它是人们从山石开辟出来的,大约二十万中国人民,其中很多死在了那里。这条公路能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斗下去。”
时人将这条道路的修筑与万里长城作比,后人管这条公路叫中国抗日战争的“输血管”“生命线”。
海南琼海,95岁的吴惠民在乡下小院打太极拳。云南保山,100岁的翁家贵走下5层楼梯,去市场买菜。云南昆明,96岁的罗开瑚缓缓走在街头。马来西亚和丰,96岁的黄铁魂慢慢骑着摩托。马来西亚古晋,95岁的李亚留蹬着自行车去看女儿；抱着右手残臂,94岁的许海星过了几十年田园生活；95岁的冯增标靠在轮椅上沉睡,他已很难与外界交流……
他们曾是一群普通青年,如今,是一群普通老人,生活平淡,不言过往。谁能从他们身上窥见烽火硝烟的痕迹?谁又能看出他们跟那条公路、那场抗战的关联?甚至,多少人还知道那个跟他们有关的名词——“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他们是这个名字最后的主人。
国民天职
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曾是抗战最艰难的年月,中国与外界唯一的一条交通线。1938年下半年通车,1942年5月中断,近四年中,从缅甸到昆明,彼时国内无力生产的汽车坦克、枪炮子弹、汽油钢材、药品纱布等维系几百万将士抗战所需的国际援助物资,俱有赖这条道路运输。
滇缅公路通车后,最紧迫的问题当属司机与汽车机修人员的奇缺,尤其这条由无数老少妇孺抢修而成的临时公路,遍布高山深河急弯陡坡,极考验驾驶者的技术与胆量。“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当时已经把国内能搜罗到的司机搜罗遍了,会开车的人实在太少了,完全是稀缺的。”云南省档案馆研究员吴强说。
仰光港的进口物资已堆积如山,从头培训司机难解燃眉之急,一封电报发往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总会或分支各会接洽……”
1939年2月,一则紧急通告在拥有800多万华侨的东南亚各国迅速传播,通告末尾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胞侨领深切注意办理是要。”
人群挤满各报名处。此时,战火尚未波及东南亚诸国,大批下南洋淘金的华人在此安居乐业,生活无忧。
新加坡华侨王文松放弃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的高薪,告别妻儿,率十几个同伴携全套修理器具报名回国；生于印度尼西亚的21岁青年陈寿全卖掉自家小汽车,自费回国；身为家中独子,新加坡的吴钟标租车学会驾驶,改名吴惠民,瞒过家人报名回国；也是怕家人拦阻,生于马来西亚的黄乐垣改名黄铁魂报名回国……
“乐垣表弟勉之:你要有百折不挠之精神,铁之意志,鼓着勇气,在枪林弹雨之下,向前冲进,与日本鬼拼个死命,打个落花流水,努力,努力,冲上前。表姐:幽莉”,“民族的战士乐垣:记着,世界上最快乐,最光荣的,是为自己的祖国流血。小郎,敬题于南岛”,“为国奋斗,为民族求生存,才配中国新青年”,“铁魂同志,尽忠报国”……75年前,亲友们的临别赠言至今躺在黄铁魂的日记本上。
除却热血男儿也有女性积极报名。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李月美,会弹吉他会骑马,身材高挑,据传,她给自己改名李月眉,穿着弟弟的衣服报的名；槟城协和学校教员、家境殷实的白雪娇辞了工,背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了名。
1939年5月19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发了白雪娇写给父母的信件:“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96岁的罗开瑚至今都记得,75年前,送别他们的新加坡码头人山人海,“帽子到处丢,飞到海里多少都晓不得,那种热烈场面,没有再看过了。”100岁的翁家贵也还记得堆满人的码头,大街小巷的人都在欢送他们。马来西亚槟城码头的栈桥曾被送别机工的人群踩断,很多人掉进海中……
到陈嘉庚通告发出11天时,被称为“八十先锋”的80名第一批机工已告别南洋,启程归国,尽国民天职。而从1939年2月到9月,逾3200名华侨机工应祖国召唤分批回国。
滇缅公路上,一辆辆货车跑了起来,载着军需物资、伴着日寇轰炸,驶过“初一翻车,十五到底”的险路危桥,在时常塌方翻车的崇山峻岭间日夜不休,风雨兼程。方向盘后,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常是身着军装,爱梳头洗澡、爱吹口琴喝咖啡的时髦青年,他们风华正茂,来自异国彼岸,他们是南侨机工,全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运输救国
许海星亲眼见过战友连人带车翻入怒江。李亚留车子抛锚,5只狼跳上车顶。冯增标庆幸刚回国时受过军事训练,知道敌机俯冲,要朝两翼方向逃;空袭炸弹落在近旁,伏地要用手掌撑起身体。边境瘴气弥漫、疟疾夺命,罗开瑚、翁家贵都染过疟疾,边发高烧边开车,支持不住就在路旁睡个把钟头。
1940年,南侨总会特派员的报告中写道:“机工、司机患恶性疟疾者,比比皆是,在是处服务之华侨机工,皆显面色青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所遇各华侨司机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多泪,目不忍睹。”
当时的战歌有这样的歌词:“车在我们的手上,血在我们的胸膛”,“不怕山高,不怕路遥”,“快把运输任务达到”。
据1940年1月的一份运货单,一周时间,南侨机工抢运2329箱迫击炮弹、1502箱37毫米炮弹、186箱飞机炸弹等共计160吨的军火。
日军参谋本部曾对着这年的中国军力变化情报,震惊于中国强大的补充力量。数据显示:经过两年战争,中国军力反而比1938年大大增强,其中军队增加了60多个师、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其他火炮2650门……
1939年到1942年,滇缅公路共向中国各抗日战场输送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余辆汽车。作为运输骨干,志愿回国的南侨机工们尽了一份沉甸甸的匹夫之责。
1942年,日军横扫东南亚,以对中国形成战略合围,切断中国的国际运输线。3月,翁家贵和他的机工战友们有了新任务,除了抢运军需物资,他们开始向缅甸一整车一整车地运送远征军。
一次中途休息,有战士把枪递给翁家贵,“你当兵的,你打个枪”。翁家贵说不会打,战士坚持让他试试,“我拿枪一打,一屁股坐地上了。他们就笑,说你当兵不会打枪,你们当兵怎么当的?我说,我们是这个兵,开车的。”想起战争岁月的这则小小往事,翁家贵也笑了。
1942年4月,在缅中国远征军被日军击溃,5月,滇缅公路运输彻底中断,归国参战三年的南侨机工集体失业,两手空空,各谋生路。
翁家贵在美国空军招待所端过盘子,许海星在美国SOS部队做机工领班,罗开瑚试着开过餐馆……一些机工应召继续从事军事运输,昆仑关战役、远征军入缅都有他们身影；一些机工服务盟军,一些机工投奔八路军；一些机工成了抗日各军的翻译员和情报人员；一些机工染上毒瘾,落魄潦倒；还有一些饿死、冻死、病死街头。
一般认为,3200余南侨机工在抗战中牺牲了1000余人,战后,有约1000人返回南洋,1000人留在中国。研读过大量南侨机工文献、档案的吴强则认为,实际参战的南侨机工远不止3200人,实际牺牲或失踪的机工更占其中的2/3。
英雄不语
昆明电视台纪录片导演欧阳斌觉得,“某种程度上,南侨机工这几千人为当时的抗战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他们,前线几百万军队就没有物资保障。”
2009年,欧阳斌拍过一部有关南侨机工的纪录片。拍摄前,他们在昆明街头随机采访,“年轻人没有知道南侨机工的,甚至包括我们很多同事,做新闻的人都不知道。”昆明,这是南侨机工们当年最熟悉的城市。
到2012年,央视纪录频道导演张兵用两年时间、再度以南侨机工为题进行拍摄时,他给这一群体起了个名字——“被遗忘的卫国者”。
“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侨机工,听都没听说过。虽然国家侨务部门、各相关机构一直在关心他们,但社会是遗忘的。他们只有几千人,又属于不拿枪的后勤部队……”
张兵同事、制片人徐欢心怀愧疚,“做这个片子之前,我不知道他们。问了身边的人,也都不知道,或不清楚。”
对于这支二战期间,世界华侨反法西斯生力军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贡献最多的队伍,知道、清楚和记得,殊非易事。而在南侨机工们的一生里,“遗忘”,从不陌生。
1942年,国民政府解散机工队伍,用黄铁魂的话,“不理我们了,生死都不理了。根本不记得我们是这边的人。”
抗战胜利后,离家多载、急盼回家的机工复员无路。“他们很多在战争中丢了个人证件,需要国民政府与南洋各地当局沟通,但沟通做得很不好。”吴强介绍。
1946年,陈嘉庚几次致函国民政府,指出华侨机工为抗日救国回去,决不参加内战,必须复员,“运返少数机工,在政府系力所能及之事,并非挟泰山而超北海,端在肯与不肯耳。”海内外推动下,1946年10月末,部分机工终于南返。
“看机工复员照片,我感触最深。对照入伍时的照片,那时一个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这时都胡子拉碴,有的拖家带口,你能看到战争对人的折磨。”欧阳斌说。
一别七八年,南洋码头的热闹恍如隔世。
李亚留回到马来西亚时,只有妹妹一人接船。自他离家,亲人遭日军报复,弟弟被杀,父亲逃亡中病逝。黄铁魂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马共,在战略村关了多年。许海星错过复员申请,东拼西借凑到旅费,带着残缺的右臂孑然归来……
留在国内的机工,文革期间多受迫害。张兵和欧阳斌都提到一个细节,他们找到的机工档案都标着“敌伪档案”的字样。
“机工子女的命运也都被改变,他们年轻时参军、入党、提干、上大学都不行。我们去调查,看到机工二代的生活普遍不好,这些人年纪也都很大了。说起父辈,有些人哭得一塌糊涂,一方面为父辈,一方面为自己。”张兵说。
截至2010年10月,欧阳斌拍完他的纪录片,当时有记录可查的南侨机工尚存22人,平均年龄90岁以上。
2013年春节,张兵拍摄时,健在的机工仅剩15人,平均年龄95岁以上。拍摄中途,2014年清明,98岁的白雪娇于广州逝世。
匹夫不悔
“他们身上真没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就是国家有难,平静尽责,再平静归来。”欧阳斌说,“和他们接触,你慢慢会悟出,胜利靠的正是千千万万这样默默付出、默默牺牲、默默回家的普通人。有些话人们可能听腻了,但他们常说的就是那句‘匹夫有责’。”
回马来西亚后,李亚留为谋生买了辆小巴士跑生意,他给他的车取了个名,叫“昆明”。另一位南返机工跟他不谋而合,给两个女儿起名“昆明”“大理”。
2013年,许海星应邀回国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一到阔别的昆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金马碧鸡坊,买臭豆腐和炒蛤蜊。73年前,20岁的许海星第一次来昆明,在这一带买了好吃的栗子,“一斤才两毛钱”。
已过百岁的翁家贵花白的头发开始返黑。在世老机工喜欢这样解释他们长寿的原因:牺牲、离世的战友们在保佑着他们。
采访、拍摄过十几位南侨机工,张兵常常感慨,那真是个说走就走,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掉脑袋的年代,“祖国需要他们时,他们义无反顾,说来就来。过了这么多年,重新面对他们,这些老人一个都没有,真的,一个都没有抱怨,毫无要求。这是今天,我们为生计斤斤计较时没法理解的。”
他常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他们,我会像他们这样选择吗?“我们很长时间都生活在和平年代,如果有一天,面对战争,我们会不会这样做?每个人都该思索这个问题。”
7月7日,《南侨机工——被遗忘的卫国者》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首映式上,96岁的罗开瑚被请上台说两句感言。
热烈掌声里,老人慢慢走上舞台,站定,鞠躬,向前趔趄了一步,再次站定,“我就想说,”乡音浓重的声音回荡在会场,“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也熬过来了……所以今天,人们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国家。”
停顿几秒,主持人接口:“国家不能忘记这样的你们。”
1939年美国陆军部通讯处的新闻影像中,如此描述:“按照一名见证者的说法,它是人们从山石开辟出来的,大约二十万中国人民,其中很多死在了那里。这条公路能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斗下去。”
时人将这条道路的修筑与万里长城作比,后人管这条公路叫中国抗日战争的“输血管”“生命线”。
海南琼海,95岁的吴惠民在乡下小院打太极拳。云南保山,100岁的翁家贵走下5层楼梯,去市场买菜。云南昆明,96岁的罗开瑚缓缓走在街头。马来西亚和丰,96岁的黄铁魂慢慢骑着摩托。马来西亚古晋,95岁的李亚留蹬着自行车去看女儿；抱着右手残臂,94岁的许海星过了几十年田园生活；95岁的冯增标靠在轮椅上沉睡,他已很难与外界交流……
他们曾是一群普通青年,如今,是一群普通老人,生活平淡,不言过往。谁能从他们身上窥见烽火硝烟的痕迹?谁又能看出他们跟那条公路、那场抗战的关联?甚至,多少人还知道那个跟他们有关的名词——“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他们是这个名字最后的主人。
国民天职
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曾是抗战最艰难的年月,中国与外界唯一的一条交通线。1938年下半年通车,1942年5月中断,近四年中,从缅甸到昆明,彼时国内无力生产的汽车坦克、枪炮子弹、汽油钢材、药品纱布等维系几百万将士抗战所需的国际援助物资,俱有赖这条道路运输。
滇缅公路通车后,最紧迫的问题当属司机与汽车机修人员的奇缺,尤其这条由无数老少妇孺抢修而成的临时公路,遍布高山深河急弯陡坡,极考验驾驶者的技术与胆量。“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当时已经把国内能搜罗到的司机搜罗遍了,会开车的人实在太少了,完全是稀缺的。”云南省档案馆研究员吴强说。
仰光港的进口物资已堆积如山,从头培训司机难解燃眉之急,一封电报发往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总会或分支各会接洽……”
1939年2月,一则紧急通告在拥有800多万华侨的东南亚各国迅速传播,通告末尾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胞侨领深切注意办理是要。”
人群挤满各报名处。此时,战火尚未波及东南亚诸国,大批下南洋淘金的华人在此安居乐业,生活无忧。
新加坡华侨王文松放弃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的高薪,告别妻儿,率十几个同伴携全套修理器具报名回国；生于印度尼西亚的21岁青年陈寿全卖掉自家小汽车,自费回国；身为家中独子,新加坡的吴钟标租车学会驾驶,改名吴惠民,瞒过家人报名回国；也是怕家人拦阻,生于马来西亚的黄乐垣改名黄铁魂报名回国……
“乐垣表弟勉之:你要有百折不挠之精神,铁之意志,鼓着勇气,在枪林弹雨之下,向前冲进,与日本鬼拼个死命,打个落花流水,努力,努力,冲上前。表姐:幽莉”,“民族的战士乐垣:记着,世界上最快乐,最光荣的,是为自己的祖国流血。小郎,敬题于南岛”,“为国奋斗,为民族求生存,才配中国新青年”,“铁魂同志,尽忠报国”……75年前,亲友们的临别赠言至今躺在黄铁魂的日记本上。
除却热血男儿也有女性积极报名。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李月美,会弹吉他会骑马,身材高挑,据传,她给自己改名李月眉,穿着弟弟的衣服报的名；槟城协和学校教员、家境殷实的白雪娇辞了工,背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了名。
1939年5月19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发了白雪娇写给父母的信件:“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96岁的罗开瑚至今都记得,75年前,送别他们的新加坡码头人山人海,“帽子到处丢,飞到海里多少都晓不得,那种热烈场面,没有再看过了。”100岁的翁家贵也还记得堆满人的码头,大街小巷的人都在欢送他们。马来西亚槟城码头的栈桥曾被送别机工的人群踩断,很多人掉进海中……
到陈嘉庚通告发出11天时,被称为“八十先锋”的80名第一批机工已告别南洋,启程归国,尽国民天职。而从1939年2月到9月,逾3200名华侨机工应祖国召唤分批回国。
滇缅公路上,一辆辆货车跑了起来,载着军需物资、伴着日寇轰炸,驶过“初一翻车,十五到底”的险路危桥,在时常塌方翻车的崇山峻岭间日夜不休,风雨兼程。方向盘后,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常是身着军装,爱梳头洗澡、爱吹口琴喝咖啡的时髦青年,他们风华正茂,来自异国彼岸,他们是南侨机工,全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运输救国
许海星亲眼见过战友连人带车翻入怒江。李亚留车子抛锚,5只狼跳上车顶。冯增标庆幸刚回国时受过军事训练,知道敌机俯冲,要朝两翼方向逃;空袭炸弹落在近旁,伏地要用手掌撑起身体。边境瘴气弥漫、疟疾夺命,罗开瑚、翁家贵都染过疟疾,边发高烧边开车,支持不住就在路旁睡个把钟头。
1940年,南侨总会特派员的报告中写道:“机工、司机患恶性疟疾者,比比皆是,在是处服务之华侨机工,皆显面色青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所遇各华侨司机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多泪,目不忍睹。”
当时的战歌有这样的歌词:“车在我们的手上,血在我们的胸膛”,“不怕山高,不怕路遥”,“快把运输任务达到”。
据1940年1月的一份运货单,一周时间,南侨机工抢运2329箱迫击炮弹、1502箱37毫米炮弹、186箱飞机炸弹等共计160吨的军火。
日军参谋本部曾对着这年的中国军力变化情报,震惊于中国强大的补充力量。数据显示:经过两年战争,中国军力反而比1938年大大增强,其中军队增加了60多个师、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其他火炮2650门……
1939年到1942年,滇缅公路共向中国各抗日战场输送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余辆汽车。作为运输骨干,志愿回国的南侨机工们尽了一份沉甸甸的匹夫之责。
1942年,日军横扫东南亚,以对中国形成战略合围,切断中国的国际运输线。3月,翁家贵和他的机工战友们有了新任务,除了抢运军需物资,他们开始向缅甸一整车一整车地运送远征军。
一次中途休息,有战士把枪递给翁家贵,“你当兵的,你打个枪”。翁家贵说不会打,战士坚持让他试试,“我拿枪一打,一屁股坐地上了。他们就笑,说你当兵不会打枪,你们当兵怎么当的?我说,我们是这个兵,开车的。”想起战争岁月的这则小小往事,翁家贵也笑了。
1942年4月,在缅中国远征军被日军击溃,5月,滇缅公路运输彻底中断,归国参战三年的南侨机工集体失业,两手空空,各谋生路。
翁家贵在美国空军招待所端过盘子,许海星在美国SOS部队做机工领班,罗开瑚试着开过餐馆……一些机工应召继续从事军事运输,昆仑关战役、远征军入缅都有他们身影；一些机工服务盟军,一些机工投奔八路军；一些机工成了抗日各军的翻译员和情报人员；一些机工染上毒瘾,落魄潦倒；还有一些饿死、冻死、病死街头。
一般认为,3200余南侨机工在抗战中牺牲了1000余人,战后,有约1000人返回南洋,1000人留在中国。研读过大量南侨机工文献、档案的吴强则认为,实际参战的南侨机工远不止3200人,实际牺牲或失踪的机工更占其中的2/3。
英雄不语
昆明电视台纪录片导演欧阳斌觉得,“某种程度上,南侨机工这几千人为当时的抗战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他们,前线几百万军队就没有物资保障。”
2009年,欧阳斌拍过一部有关南侨机工的纪录片。拍摄前,他们在昆明街头随机采访,“年轻人没有知道南侨机工的,甚至包括我们很多同事,做新闻的人都不知道。”昆明,这是南侨机工们当年最熟悉的城市。
到2012年,央视纪录频道导演张兵用两年时间、再度以南侨机工为题进行拍摄时,他给这一群体起了个名字——“被遗忘的卫国者”。
“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侨机工,听都没听说过。虽然国家侨务部门、各相关机构一直在关心他们,但社会是遗忘的。他们只有几千人,又属于不拿枪的后勤部队……”
张兵同事、制片人徐欢心怀愧疚,“做这个片子之前,我不知道他们。问了身边的人,也都不知道,或不清楚。”
对于这支二战期间,世界华侨反法西斯生力军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贡献最多的队伍,知道、清楚和记得,殊非易事。而在南侨机工们的一生里,“遗忘”,从不陌生。
1942年,国民政府解散机工队伍,用黄铁魂的话,“不理我们了,生死都不理了。根本不记得我们是这边的人。”
抗战胜利后,离家多载、急盼回家的机工复员无路。“他们很多在战争中丢了个人证件,需要国民政府与南洋各地当局沟通,但沟通做得很不好。”吴强介绍。
1946年,陈嘉庚几次致函国民政府,指出华侨机工为抗日救国回去,决不参加内战,必须复员,“运返少数机工,在政府系力所能及之事,并非挟泰山而超北海,端在肯与不肯耳。”海内外推动下,1946年10月末,部分机工终于南返。
“看机工复员照片,我感触最深。对照入伍时的照片,那时一个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这时都胡子拉碴,有的拖家带口,你能看到战争对人的折磨。”欧阳斌说。
一别七八年,南洋码头的热闹恍如隔世。
李亚留回到马来西亚时,只有妹妹一人接船。自他离家,亲人遭日军报复,弟弟被杀,父亲逃亡中病逝。黄铁魂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马共,在战略村关了多年。许海星错过复员申请,东拼西借凑到旅费,带着残缺的右臂孑然归来……
留在国内的机工,文革期间多受迫害。张兵和欧阳斌都提到一个细节,他们找到的机工档案都标着“敌伪档案”的字样。
“机工子女的命运也都被改变,他们年轻时参军、入党、提干、上大学都不行。我们去调查,看到机工二代的生活普遍不好,这些人年纪也都很大了。说起父辈,有些人哭得一塌糊涂,一方面为父辈,一方面为自己。”张兵说。
截至2010年10月,欧阳斌拍完他的纪录片,当时有记录可查的南侨机工尚存22人,平均年龄90岁以上。
2013年春节,张兵拍摄时,健在的机工仅剩15人,平均年龄95岁以上。拍摄中途,2014年清明,98岁的白雪娇于广州逝世。
匹夫不悔
“他们身上真没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就是国家有难,平静尽责,再平静归来。”欧阳斌说,“和他们接触,你慢慢会悟出,胜利靠的正是千千万万这样默默付出、默默牺牲、默默回家的普通人。有些话人们可能听腻了,但他们常说的就是那句‘匹夫有责’。”
回马来西亚后,李亚留为谋生买了辆小巴士跑生意,他给他的车取了个名,叫“昆明”。另一位南返机工跟他不谋而合,给两个女儿起名“昆明”“大理”。
2013年,许海星应邀回国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一到阔别的昆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金马碧鸡坊,买臭豆腐和炒蛤蜊。73年前,20岁的许海星第一次来昆明,在这一带买了好吃的栗子,“一斤才两毛钱”。
已过百岁的翁家贵花白的头发开始返黑。在世老机工喜欢这样解释他们长寿的原因:牺牲、离世的战友们在保佑着他们。
采访、拍摄过十几位南侨机工,张兵常常感慨,那真是个说走就走,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掉脑袋的年代,“祖国需要他们时,他们义无反顾,说来就来。过了这么多年,重新面对他们,这些老人一个都没有,真的,一个都没有抱怨,毫无要求。这是今天,我们为生计斤斤计较时没法理解的。”
他常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他们,我会像他们这样选择吗?“我们很长时间都生活在和平年代,如果有一天,面对战争,我们会不会这样做?每个人都该思索这个问题。”
7月7日,《南侨机工——被遗忘的卫国者》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首映式上,96岁的罗开瑚被请上台说两句感言。
热烈掌声里,老人慢慢走上舞台,站定,鞠躬,向前趔趄了一步,再次站定,“我就想说,”乡音浓重的声音回荡在会场,“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也熬过来了……所以今天,人们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国家。”
停顿几秒,主持人接口:“国家不能忘记这样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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