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传染与再塑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在这部由侯孝贤监制的小品中,讲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朵儿和陌生男人的关于故事——记忆的对话和交涉无疑构成了这个简单都市故事的主干。其实故事很简单,作为副机的男客从他人那里听来了很多的关于陌生之所的陌生故事,这些故事是构建于男人经验之外的事件,马达加斯加、凤凰城、沙漠,这些遥远之地散发着迷人而且诡秘的气味,那里是荒诞之事的发生之所,吃人的魔树,哭泣而变为仙人掌的男孩,我们会发现,那些抽离了我们自身所处环境之外的异域是何等容易滋生突破常规的奇闻异事,这种故事也许并不一定真实(它们有着一致的反逻辑的结构性),它是一种远距离的想象和构造,犹如我们对于远古泯灭文明的解读。
在咖啡厅里,男客作为第一叙事者将这些故事说给了旁听者朵儿,你可以说这是男人的一种故作狡狯,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而获取某种自足感,但是我们何尝不可以将这一行为看做一种不自觉地对于外在故事——记忆的内化表现和心理暗示?正如片子进行将了之时朵儿所言,男人的故事已经通过某种仪式性的活动(在电影中就是讲述——倾听这一接受模式)转化为了朵儿自己的故事,虽然她本人并不亲身经历这些诡谲的故事。所以,男人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历验了某种记忆的转接过程,通过他人——即飞机的乘客,他们来自于世界的各个地方,同时又前往世界的各个地方——的媒介作用,将一种记忆传递给了他。
所以这所谓的35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记忆的三重转化和内植——乘客到男客再到朵儿——记忆开始剥离于最初的接收者而呈现一种扩散的态势,并且在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重组和建构,最后转化为一种新的记忆而蕴涵于第三个甚至更多的下一层级的接受者(在影片中即使记忆接受末端的朵儿)的认知领域中。
我们何以断言在这种故事——记忆的不断重述和转移中经历了重组和再次建构的可能呢?或许我们可以用雷乃那部改编自格里耶同名剧作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Alain Resnais: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1961)来做一个简单而不失有趣的解释。
这部超现实主义的作者电影有着强烈的新小说特质,显得诡秘而晦涩,尤其可以看出格里耶在《偷窥者》《嫉妒》等作品中一贯而之的对于叙事和技巧的迷恋:在一座充斥着巴洛克式建筑的城市里,男人X与女人A邂逅了,X告诉A,一年前他们曾在此处相见,A也允诺一年后在此重逢,并与X一起出走。A起初并不相信,但是X不停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并且不断描述他们曾经相见时的种种细节。X的讲述开始动摇A对于自我记忆的信任,并开始质疑其可靠性,最终,A开始确信,她与X真的在去年相遇于此。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纠缠于回忆的镜像迷宫之中的故事,内在的心理空间和时间因为现实叙事的逐渐缜密化和具体化而变得不再确定,从而表现出某种变体和异化,往事开始变得具有了极为活跃的可塑性,并根据叙事的具体走向而呈现出不同的可能。雷乃和格里耶合作的这部影片对虚构和真实、记忆和本真之间的界限与互涉做了有趣的探讨,同时也可以看作对于记忆和历史真实性的探索,某种意义上,记忆在外界/内部的暗示下具有自我重构的可能(A是否与X邂逅于此地因为X的叙述而变得不再具有确定性,尽管A一开始加以否认,但随着叙述的进展,这种否定变得不再确定了,直到最后被完全否定),历史也是被重塑的,在不断阐释的过程中,事物的真相开始变得模糊而暧昧,所谓的真实也许只是臆见。
或许这个阐释过于抽象,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现象来加以进一步的理解。比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本家庭相册(相片即是一种记忆的载体),我们往往会通过和家人翻阅相册来共同经验过去的记忆,但是经常会遇到的现象是,我们对于同一张照片的记忆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对于拍摄照片当时情境的事件阐释,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出现了冲突甚至对立。
“这是我九岁生日那天照的,这个大蛋糕是我打了一个夏天的工挣来的。”
“不,亲爱的,这是你舅舅买给你的。”
这样的争论在分享记忆中是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们对于一个既定的情境出现了不同的记忆解读,那么,如何来区异并确定真实的记忆呢(我们假定对话中所叙述的事件中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解决的方式也许是:一,一方动用更加翔实细密的叙事来加强自己的记忆,比如更多的细节性的暗示,在我们这个例子里,比如说,这块蛋糕是舅舅所买,在街角的那家老字号的蛋糕店,花了50元,是店里那个姓王的老板亲自送给过来的,等等,这些细节性的叙事也许并不需要实地地加以考证以确认其是否属实,只要这种细节足够具体丰富,那么,这种叙事就无形中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尤其是在反对的一方无法提出同样详密的细节的情况下);二,出现了更多的支持某一方观点的第三方(个人或者群体),比如说,舅舅或者舅妈对“舅舅买了蛋糕”这一叙事的支持。
当然,也许事实刚好相反,这块蛋糕的确是“我自己打工挣来的”,但是在我们假设的这个情境里,当有越来越多的对立面的记忆补充到叙事里,而我自身并不是特别确信自己的记忆(注意,这是基本性的,也是论争出现的原因所在)时,我们很有可能会否定自己的记忆而信服那个可能为假的叙事——记忆。那么,在这种过程中,我们的记忆就经历了一种重构。
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记忆的重构现象?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自身记忆的不确定性?哈布瓦奇认为(《社会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05),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对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认为,叙事者出于某种期待或者动机展开了自己的记忆,“我”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很早就自立了,而另一方(母亲?)则是为了暗示舅舅对于“我”的关爱,所以,出于某种可能性的考量,二者的记忆出现了分歧,而这种分歧由于当事者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外在论证的补充而渐趋一致(尽管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必然的,两个人很可能也会各执己见而不相上下)。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电影,被讲述的35个故事可以看作35个记忆件,它们通过乘客——副机男——朵儿而表现为一种传播(传染)的态势,这种传染可以看做一种记忆的一种兼并性的分裂扩散,或者说,就像是某种疾病的传播一样,它们对客体对象构成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结果就是对于这些记忆件的重构,即是说,通过故事的传染性扩散,受体将这些故事转化为了自身的记忆,一种内化的过程。
过去一方面通过现在的立场来加以阐释,同时,过去又塑造了我们对于现在的理解,这也许看似矛盾,但又是成立的。在影片中,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朵儿妹妹对于这些故事——记忆的一种转借和再阐释,她将这些故事表现为自己的故事——记忆而讲述给陌生的空姐听,而这一叙事,明显的有一种重构的特征,蔷儿将自己的身世内化于这些听来的故事中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关于自我的记忆,这种叙事是架构在当下的情境中的(蔷儿想要环游世界,姐姐在存钱),所以是一种通过现在的立场来对记忆加以阐释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记忆激起了朵儿环游世界的梦想,她开始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她不再满足于存钱的细琐生活,而想要做一个背包客,而这种态度的转变,则是过去——在朵儿,这种过去是一种嫁接而来的记忆——塑造了她对于当下的新的理解和体会。
记忆是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传播(染)的,而传播(染)的过程中又会对于不同的受众形成某种影响而促进其对于这种已然社会化了的记忆加以重构而形成一种新的私密化记忆。我们渴望来自他者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我们潜在的渴望富瞻自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记忆的扩散如同细胞的分裂,促成了新的生命机体的诞生。我们叙述着不同的故事,第36个,或者更多。
在咖啡厅里,男客作为第一叙事者将这些故事说给了旁听者朵儿,你可以说这是男人的一种故作狡狯,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而获取某种自足感,但是我们何尝不可以将这一行为看做一种不自觉地对于外在故事——记忆的内化表现和心理暗示?正如片子进行将了之时朵儿所言,男人的故事已经通过某种仪式性的活动(在电影中就是讲述——倾听这一接受模式)转化为了朵儿自己的故事,虽然她本人并不亲身经历这些诡谲的故事。所以,男人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历验了某种记忆的转接过程,通过他人——即飞机的乘客,他们来自于世界的各个地方,同时又前往世界的各个地方——的媒介作用,将一种记忆传递给了他。
所以这所谓的35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记忆的三重转化和内植——乘客到男客再到朵儿——记忆开始剥离于最初的接收者而呈现一种扩散的态势,并且在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重组和建构,最后转化为一种新的记忆而蕴涵于第三个甚至更多的下一层级的接受者(在影片中即使记忆接受末端的朵儿)的认知领域中。
我们何以断言在这种故事——记忆的不断重述和转移中经历了重组和再次建构的可能呢?或许我们可以用雷乃那部改编自格里耶同名剧作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Alain Resnais: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1961)来做一个简单而不失有趣的解释。
这部超现实主义的作者电影有着强烈的新小说特质,显得诡秘而晦涩,尤其可以看出格里耶在《偷窥者》《嫉妒》等作品中一贯而之的对于叙事和技巧的迷恋:在一座充斥着巴洛克式建筑的城市里,男人X与女人A邂逅了,X告诉A,一年前他们曾在此处相见,A也允诺一年后在此重逢,并与X一起出走。A起初并不相信,但是X不停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并且不断描述他们曾经相见时的种种细节。X的讲述开始动摇A对于自我记忆的信任,并开始质疑其可靠性,最终,A开始确信,她与X真的在去年相遇于此。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纠缠于回忆的镜像迷宫之中的故事,内在的心理空间和时间因为现实叙事的逐渐缜密化和具体化而变得不再确定,从而表现出某种变体和异化,往事开始变得具有了极为活跃的可塑性,并根据叙事的具体走向而呈现出不同的可能。雷乃和格里耶合作的这部影片对虚构和真实、记忆和本真之间的界限与互涉做了有趣的探讨,同时也可以看作对于记忆和历史真实性的探索,某种意义上,记忆在外界/内部的暗示下具有自我重构的可能(A是否与X邂逅于此地因为X的叙述而变得不再具有确定性,尽管A一开始加以否认,但随着叙述的进展,这种否定变得不再确定了,直到最后被完全否定),历史也是被重塑的,在不断阐释的过程中,事物的真相开始变得模糊而暧昧,所谓的真实也许只是臆见。
或许这个阐释过于抽象,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现象来加以进一步的理解。比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本家庭相册(相片即是一种记忆的载体),我们往往会通过和家人翻阅相册来共同经验过去的记忆,但是经常会遇到的现象是,我们对于同一张照片的记忆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对于拍摄照片当时情境的事件阐释,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出现了冲突甚至对立。
“这是我九岁生日那天照的,这个大蛋糕是我打了一个夏天的工挣来的。”
“不,亲爱的,这是你舅舅买给你的。”
这样的争论在分享记忆中是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们对于一个既定的情境出现了不同的记忆解读,那么,如何来区异并确定真实的记忆呢(我们假定对话中所叙述的事件中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解决的方式也许是:一,一方动用更加翔实细密的叙事来加强自己的记忆,比如更多的细节性的暗示,在我们这个例子里,比如说,这块蛋糕是舅舅所买,在街角的那家老字号的蛋糕店,花了50元,是店里那个姓王的老板亲自送给过来的,等等,这些细节性的叙事也许并不需要实地地加以考证以确认其是否属实,只要这种细节足够具体丰富,那么,这种叙事就无形中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尤其是在反对的一方无法提出同样详密的细节的情况下);二,出现了更多的支持某一方观点的第三方(个人或者群体),比如说,舅舅或者舅妈对“舅舅买了蛋糕”这一叙事的支持。
当然,也许事实刚好相反,这块蛋糕的确是“我自己打工挣来的”,但是在我们假设的这个情境里,当有越来越多的对立面的记忆补充到叙事里,而我自身并不是特别确信自己的记忆(注意,这是基本性的,也是论争出现的原因所在)时,我们很有可能会否定自己的记忆而信服那个可能为假的叙事——记忆。那么,在这种过程中,我们的记忆就经历了一种重构。
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记忆的重构现象?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自身记忆的不确定性?哈布瓦奇认为(《社会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05),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对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认为,叙事者出于某种期待或者动机展开了自己的记忆,“我”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很早就自立了,而另一方(母亲?)则是为了暗示舅舅对于“我”的关爱,所以,出于某种可能性的考量,二者的记忆出现了分歧,而这种分歧由于当事者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外在论证的补充而渐趋一致(尽管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必然的,两个人很可能也会各执己见而不相上下)。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电影,被讲述的35个故事可以看作35个记忆件,它们通过乘客——副机男——朵儿而表现为一种传播(传染)的态势,这种传染可以看做一种记忆的一种兼并性的分裂扩散,或者说,就像是某种疾病的传播一样,它们对客体对象构成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结果就是对于这些记忆件的重构,即是说,通过故事的传染性扩散,受体将这些故事转化为了自身的记忆,一种内化的过程。
过去一方面通过现在的立场来加以阐释,同时,过去又塑造了我们对于现在的理解,这也许看似矛盾,但又是成立的。在影片中,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朵儿妹妹对于这些故事——记忆的一种转借和再阐释,她将这些故事表现为自己的故事——记忆而讲述给陌生的空姐听,而这一叙事,明显的有一种重构的特征,蔷儿将自己的身世内化于这些听来的故事中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关于自我的记忆,这种叙事是架构在当下的情境中的(蔷儿想要环游世界,姐姐在存钱),所以是一种通过现在的立场来对记忆加以阐释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记忆激起了朵儿环游世界的梦想,她开始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她不再满足于存钱的细琐生活,而想要做一个背包客,而这种态度的转变,则是过去——在朵儿,这种过去是一种嫁接而来的记忆——塑造了她对于当下的新的理解和体会。
记忆是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传播(染)的,而传播(染)的过程中又会对于不同的受众形成某种影响而促进其对于这种已然社会化了的记忆加以重构而形成一种新的私密化记忆。我们渴望来自他者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我们潜在的渴望富瞻自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记忆的扩散如同细胞的分裂,促成了新的生命机体的诞生。我们叙述着不同的故事,第36个,或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