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张画:直击溃烂化脓的伤口
(写于2011-04-15 )
在如今越来越以商业与利益为重的电影市场而言,还能保有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理应拥有的价值与意义,并为之坚持、创造和奋斗,实属件不易的事。但在近几年的台湾电影中,却还能看到为捍卫自身文化传统而不断努力后的成果,以及对于电影身为艺术的一种尊重和运用,脱离阴暗的商业运作所赋予电影的肤浅与劣质,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平台,努力在精神层面上挖掘与体现出更多深层次的内涵与价值,《第四张画》就是部典型的代表作。
虽然片名给人一种很诗意和神秘的感觉,但实则电影本身却是部很赤裸的电影,所谓的赤裸就是在其内容上毫不遮掩的直白与大胆,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将现实中人们常常不愿提及、不断回避与隐藏的伤口掀开来,将这块腐烂到化脓恶臭的伤口活生生的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让人们不再以事不关己或旁观者的姿态和角度去考虑现实中的敏感现象与问题,而是身临其境般的直面恐怖的家庭暴力,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艰辛与痛苦,以及在敏感、尖锐与尴尬的两岸关系中生存的悲凉与希望。
父亲去世后,无依无靠穷困潦倒的小翔在校工的帮助下,找到了起初遗弃自己的母亲,之后只好与陌生的母亲和诡异的继父生活在一起。随着当初被失踪的哥哥在小翔的梦中出现,与看似下三滥的朋友逐渐深入的相处与了解后,隐藏在这些背后的一个个沉重而残忍的真相也随之浮出了水面。本片通过大量阴沉昏暗的色调与诡谲伤感的氛围,以及长镜头的延伸感所造成的一种空寂而压迫的感觉,组合成一种让人难以喘息的绝望景象,使影片变得更加具有感染力与震慑力,让人不由自主的沉静在一股阴森而悲凉的漩涡中。
“小时候和朋友玩一个叫干烧青蛙的游戏,将青蛙放在一个长条形的铁桶里,不放水直接放在火上烧,青蛙发疯似地不断的蹦跳奋力的想要跳出狭小的瓶口,却没有几个能活着跳出来。”出自校工之口的这段话,除了想让小翔能形象的明白并努力的摆脱现有的家庭外,似乎还蕴藏着一个更大的寓意,就是对于多年来夹杂在“两岸关系”中生存的百姓们的一种感慨,家乡是每个人都无比割舍或遗忘的一块血肉,这么多年以来对于很多思乡情切的台湾同胞而言,更多时候只能伤感的隔岸思念,这种心情就像是拥有出路却难以跳出瓶口的青蛙,无奈却满怀希望。
从大陆毅然决然的跑到台湾天真的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能幸福快乐的生活,为了一张台湾的身份证不惜赔上了自己的人生,被残忍的践踏在臭水沟里,整日过着浑浑噩噩麻木堕落放逐的生活。小翔的母亲对着老师倾诉自己以上的经历时,不停地吸着烟眼中充满着无尽的绝望与哀伤,这一段的出现仿佛在因敏感的“两岸关系”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虽然这层关系所诱发出来的排斥与隔膜,成为了片中小翔母亲的人生变得凄惨而悲凉的一个最为主要的诱因,不过校工后来决定回家乡上海的这一举动似乎也暗示着两岸关系逐渐友好与和谐化,以及台湾同胞对于“回归”的一种期待与盼望。
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校工靠收废弃楼里的旧物为生;父亲死后贫穷潦倒还未与母亲团聚的小翔为填饱肚子偷吃老师的便当;小翔的母亲在风月场所当舞女过着堕落的日子;小翔的继父靠在路边摆摊捞金鱼维持生计;小翔的朋友上有老下有小的住在危楼里,无所事事到处坑蒙拐骗,他们都是常被社会遗忘却又急需社会重视与关切的群体。
虽然神经兮兮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继父心理变态残忍的杀害了小翔的哥哥又恐怖的威胁小翔,虽然为了宣泄和隐藏离乡背井的孤独与无助,痛失爱儿的悲痛与自责,小翔的母亲把自己沉沦在放荡不羁卑贱而堕落的生活方式中,虽然小翔的朋友是警察局的常客到处偷到处抢到处骗,但他们其实都是值得被人可怜和同情的人,撇开他们自身的责任不说,让他们无奈而被迫走上犯罪或绝望道路的罪魁祸首,可以说是社会底层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的窘迫。
小翔的画即可以作为影片流程的一种浓缩体现,同时也是解读影片主旨的重要依据,第一张画是父亲的遗像,第二张画是朋友的生殖器,第三张画是走在树林的哥哥,第四张画却是无从下笔的自己,前三张画更像是对恶劣窘困的生活环境的一种直白的表现,父亲死后家里穷到连张遗像都没留下;因有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而具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另类的理解,却又夹杂着些许的天真与单纯;梦中哥哥的出现揭露了继父丑陋和残忍的暴力行径,而让人难以理解的第四张画在我看来却是在前三张画凸显出来的意义上所呈现出来一种自我迷失。
是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心生的一种不解与怀疑,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心声的一种投射与共鸣。敏感的两岸关系所残留下来的后遗症,社会环境的恶劣与悲凉,失去了温暖与幸福的家庭环境,在人们的身心所划下的一道道不断在溃烂流脓的伤口,通过电影等来了一次呼吸空气重见阳光的机会,不要再习以为常的避而远之或是冷眼旁观的漠不关心,任由伤口腐烂感染后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活着或凄凉的死去,而是要警醒而人性化的对这些伤口投入责任、关注与治疗,才能在苦苦的等待中迎来痊愈而健康的一天,从而过上安定而和谐的生活。
在如今越来越以商业与利益为重的电影市场而言,还能保有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理应拥有的价值与意义,并为之坚持、创造和奋斗,实属件不易的事。但在近几年的台湾电影中,却还能看到为捍卫自身文化传统而不断努力后的成果,以及对于电影身为艺术的一种尊重和运用,脱离阴暗的商业运作所赋予电影的肤浅与劣质,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平台,努力在精神层面上挖掘与体现出更多深层次的内涵与价值,《第四张画》就是部典型的代表作。
虽然片名给人一种很诗意和神秘的感觉,但实则电影本身却是部很赤裸的电影,所谓的赤裸就是在其内容上毫不遮掩的直白与大胆,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将现实中人们常常不愿提及、不断回避与隐藏的伤口掀开来,将这块腐烂到化脓恶臭的伤口活生生的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让人们不再以事不关己或旁观者的姿态和角度去考虑现实中的敏感现象与问题,而是身临其境般的直面恐怖的家庭暴力,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艰辛与痛苦,以及在敏感、尖锐与尴尬的两岸关系中生存的悲凉与希望。
父亲去世后,无依无靠穷困潦倒的小翔在校工的帮助下,找到了起初遗弃自己的母亲,之后只好与陌生的母亲和诡异的继父生活在一起。随着当初被失踪的哥哥在小翔的梦中出现,与看似下三滥的朋友逐渐深入的相处与了解后,隐藏在这些背后的一个个沉重而残忍的真相也随之浮出了水面。本片通过大量阴沉昏暗的色调与诡谲伤感的氛围,以及长镜头的延伸感所造成的一种空寂而压迫的感觉,组合成一种让人难以喘息的绝望景象,使影片变得更加具有感染力与震慑力,让人不由自主的沉静在一股阴森而悲凉的漩涡中。
“小时候和朋友玩一个叫干烧青蛙的游戏,将青蛙放在一个长条形的铁桶里,不放水直接放在火上烧,青蛙发疯似地不断的蹦跳奋力的想要跳出狭小的瓶口,却没有几个能活着跳出来。”出自校工之口的这段话,除了想让小翔能形象的明白并努力的摆脱现有的家庭外,似乎还蕴藏着一个更大的寓意,就是对于多年来夹杂在“两岸关系”中生存的百姓们的一种感慨,家乡是每个人都无比割舍或遗忘的一块血肉,这么多年以来对于很多思乡情切的台湾同胞而言,更多时候只能伤感的隔岸思念,这种心情就像是拥有出路却难以跳出瓶口的青蛙,无奈却满怀希望。
从大陆毅然决然的跑到台湾天真的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能幸福快乐的生活,为了一张台湾的身份证不惜赔上了自己的人生,被残忍的践踏在臭水沟里,整日过着浑浑噩噩麻木堕落放逐的生活。小翔的母亲对着老师倾诉自己以上的经历时,不停地吸着烟眼中充满着无尽的绝望与哀伤,这一段的出现仿佛在因敏感的“两岸关系”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虽然这层关系所诱发出来的排斥与隔膜,成为了片中小翔母亲的人生变得凄惨而悲凉的一个最为主要的诱因,不过校工后来决定回家乡上海的这一举动似乎也暗示着两岸关系逐渐友好与和谐化,以及台湾同胞对于“回归”的一种期待与盼望。
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校工靠收废弃楼里的旧物为生;父亲死后贫穷潦倒还未与母亲团聚的小翔为填饱肚子偷吃老师的便当;小翔的母亲在风月场所当舞女过着堕落的日子;小翔的继父靠在路边摆摊捞金鱼维持生计;小翔的朋友上有老下有小的住在危楼里,无所事事到处坑蒙拐骗,他们都是常被社会遗忘却又急需社会重视与关切的群体。
虽然神经兮兮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继父心理变态残忍的杀害了小翔的哥哥又恐怖的威胁小翔,虽然为了宣泄和隐藏离乡背井的孤独与无助,痛失爱儿的悲痛与自责,小翔的母亲把自己沉沦在放荡不羁卑贱而堕落的生活方式中,虽然小翔的朋友是警察局的常客到处偷到处抢到处骗,但他们其实都是值得被人可怜和同情的人,撇开他们自身的责任不说,让他们无奈而被迫走上犯罪或绝望道路的罪魁祸首,可以说是社会底层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的窘迫。
小翔的画即可以作为影片流程的一种浓缩体现,同时也是解读影片主旨的重要依据,第一张画是父亲的遗像,第二张画是朋友的生殖器,第三张画是走在树林的哥哥,第四张画却是无从下笔的自己,前三张画更像是对恶劣窘困的生活环境的一种直白的表现,父亲死后家里穷到连张遗像都没留下;因有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而具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另类的理解,却又夹杂着些许的天真与单纯;梦中哥哥的出现揭露了继父丑陋和残忍的暴力行径,而让人难以理解的第四张画在我看来却是在前三张画凸显出来的意义上所呈现出来一种自我迷失。
是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心生的一种不解与怀疑,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心声的一种投射与共鸣。敏感的两岸关系所残留下来的后遗症,社会环境的恶劣与悲凉,失去了温暖与幸福的家庭环境,在人们的身心所划下的一道道不断在溃烂流脓的伤口,通过电影等来了一次呼吸空气重见阳光的机会,不要再习以为常的避而远之或是冷眼旁观的漠不关心,任由伤口腐烂感染后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活着或凄凉的死去,而是要警醒而人性化的对这些伤口投入责任、关注与治疗,才能在苦苦的等待中迎来痊愈而健康的一天,从而过上安定而和谐的生活。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