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一）
麻将者，国粹也。先人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谈笑间，灰飞烟灭；活在当下者，“想摸个一筒，就是个一筒”，将绿色与人文进行到底；后继者，从小就在麻将桌下，鼻涕与眼泪起飞，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它成长在民间，游弋在历史的罅隙，闪烁于艺术创作之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与生与死、火与冰、血与泪、犁与剑一样并行不悖的是，每一桌麻将的如火如荼，每一桌人的呕心沥血。翻开历史长卷，自诩为“赌神”的李清照，逃亡途中，不忘带上赌具，在“易安麻将第一期培训班”的讲话中，无不痛心疾首地讲到，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这是为什么呢？难怪《打马图序》会成为当年畅销书榜首。怎一个豪迈了得，梦回宋朝啊。
梁实秋在《麻将》中写到，“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可以想象，其在麻将桌上，轻轻地我“自摸”了，正如我轻轻地“放炮”了，在“杠后花”后，环顾四周，睥睨天下，大喝一声，“沙扬娜拉”。而胡适在其日记中接连三天只有孤零零地两个字“打牌”，直到第四日，幡然悔悟，“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俨然要三省吾身，可后面两天一如既往地打下去，或许只能用梁启超的“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聊以自慰了。怎一个可爱了得，梦回民国啊。
京城达人老六在《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中，有篇《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用“行无忌、少年游、永遇乐、恨无常、迷离劫、踏莎行、煞风景、魂不归、常别离、有所思、大风歌、离魂月、贺新郎”将麻将场上的生态画像刻画得酣畅淋漓，那是一个还没被选秀和炒作占据人们视野的时代下的“这是他们的权利”的选择，在娱乐手段和物质资源相对贫瘠的情况下，在打拼梦想和挥洒激情之后的片刻放松，那也是一个堆砌和叩击理想的年代。怎一个迷人了得，梦回八十年代啊。
现如今，歌舞升平，繁荣娼盛，打打杀杀已经过时，那索性就在麻将桌上你来我往，持久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贯彻“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也算是对全民体育的另一种的遥相呼应。全民麻将，川渝人民尤甚。这里的国粹之盛行，三步一茶楼，五步一茶馆，父子兵，齐上阵，老婆女儿助威团，经常是打得那昏天暗地，日月无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眼看他放炮了，眼看他自摸了，眼看他回家要跪搓板了。在重庆，以“学习”、“谈心”、“交流人生”、“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为由，我终究被拉上贼船，成为“主修川麻，辅修重麻”的叱咤麻坛的常青树和圣斗士。
这终究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并没有赢家和输家，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收取“交易费用”的茶楼老板了。当时的我，年少气盛，本着魔挡杀魔佛挡杀佛的精神，凡是接到牌局邀请，一概狂奔而去，慷慨赴局，无奈“技战术”稍逊一筹，总是大败而归，然后总结经验，只争朝夕，奋发图强。只到有一天，看到川姑娘桑格格在《小时候》赫然写道：他们也不是经常扰民，有时候他们会收集全班同学的橡皮擦，然后切成一副麻将，四个在后面聚精会神的搓橡皮麻将，整个教室就说不出的安静和祥和。
我不得不仰天长啸，我勒个擦，人家都是可从娃娃抓起啊，他们天生就是为打麻将而生的。然后只有黯然唏嘘：噫吁戏，少不入川，少不入川！
（二）
游戏也有厌倦的时候，不自觉间，伤痕累累的我已经在麻坛销声匿迹。它就像重庆的夜雨一样，不露痕迹，悄然无声，翌日的清新空气和被冲洗过的马路才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那段疯狂的岁月。回头看，除了没心没肺，还有就是低落消极的情绪，迷茫纠结的状态，初涉社会的微小亢奋在麻将桌上被更大的虚无和荒诞所瓦解。
麻将是那么深入人心，在川渝，它似乎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对于麻将，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笑而围观者，都以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在观察这被人类发明却反过来奴役人类的游戏工具。时评家熊培云从家乡人民打麻将中，看到了民主宪政的群众基础和曼妙风姿；小说家阿乙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自传性地写道，小小科员艾国柱在和副主任、主任、调研员鏖战一夜后，在换位子，掷骰子时看到了“极度无聊的永生”，决意出走；历史学家们挖掘出在军阀混战时，而军阀们的老婆们却在麻将桌上不见硝烟地厮杀，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圣诞节，英德两国士兵走出战壕，互换礼物，甚至兴趣盎然地踢起足球。
（三）
“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往往会因为一个莫名的由头，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这也间接证明了只要给予和释放充足的空间和时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便会蓬勃爆发。
在1996年，杨德昌导演就组织了这样一场麻将，他就像机麻正中央横躺着的两颗冰冷的骰子，转动，静止，窥视，无规则的转动透视着生命的无常和未来的无知，安详的静止和窥视去目睹生命个体的喧闹、挣扎和生存迷茫，以及城市和西方文明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丧失道德，疯狂逐利，自我迷失。在这场麻将的盛宴中，有红鱼，有纶纶，有牙膏，有香港，他们在鲜艳嘈杂的台北上空，支起一桌麻将，坐守东南西北，乐此不疲地玩着游戏。
游戏规则的限制，这是一个四人的团体游戏。而个性鲜明的四个人，又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不确定性。
红鱼，有自己成熟的战略理念和战术体系：（1）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2）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3）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这种战术体系全面、完善，进攻性十足，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尤其是对于个体观念淡薄的中国人来说，极具蛊惑力，撕去厚黑学的恶面，敷上成功学的温情面纱，贩卖丧失独立思考后的盲目顺从和引导，犹如真诚地去骗人的唐骏，犹如虔诚去骗人的李一。当然，好的战术需要坚强的执行力，这种战术的致命弱点就是贯彻和执行得不彻底。红鱼就是显然犯了这一错误，他张牙舞爪地质问着，“操你妈逼，这个时代，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与其说是他在质问旁观者，质问周遭，质问时代，倒不如说他在捶胸自问。他只是一个沉浸于自己设计的游戏中的孩子，父亲的死，让走火入魔的他有所清醒和动摇，而当这套战术体系的打击对象造成的技术性错误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像个被自己操纵过的人一样，看到了傻，看到了感情，看到了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于是，他毁灭了自己，在这个盛大的游戏还没结束时，他已经倒在麻将桌上酣然大睡。
香港，是认同红鱼这套价值理念的，也是坚定的不折不扣执行者，但是他没有红鱼理解得更加透彻和深远。他是“身体”力行，他在透支身体，他把自己塞进欲望的绞肉机里，让兄弟们茹毛饮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也是简单的，团体主义的归属感让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感动不在孤独，团体所移植的畸形的价值观被掩盖在兄弟义气和青春的不羁与放荡中，如果说红鱼还残存的善的信念是亲情的话，那么香港就完全沦为一个所谓的友情原教旨主义者。当他遇到一个犹如《出埃及记》中的超级邪恶的另外一个和他们理念和宗旨雷同的山寨般的“共产主义”非正式组织时，不知道是他惊诧得嚎啕痛哭，还是崩溃得涕泗滂沱。是的，我们一直在吞噬欲望，早上醒来，发现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欲望。在这场饕餮的游戏中，香港借故去上了个厕所，他再也没有回来。
牙膏，小活佛，如果说红鱼是这套理论的构建者，香港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那么小活佛必将是发扬光大者，他会为了这套理论改造和武装自己，他坚信不疑，哪怕是这个理念在执行中的不顺利甚至要导致组织的破产，他也要力挽狂澜。他可以像日本的左翼共产党一样，与时俱进地微调和修改党纲，进行部分的去意识化，修改理念去迎合现实，他也可以像我天朝一样，将“初级阶段”、“特色”、“国情”悬挂于口，偷偷地改造自我去迎合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只不过令人失望的是隆胸失败了就不敢在做变性手术了。小活佛是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和他比，李一算什么，李一还有对我上山求道的无知女校友下毒手，小活佛都不和女人亲嘴的。当红鱼酣然大睡，香港嚎啕大哭，小活佛对影成三人，他攥紧了一张麻将，他是否能预测到下一张麻将？或许，他将马不停蹄地去奔赴另一个牌局。
纶纶，是被强行拉进这个牌局，正如梁实秋所说，“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坚不下场，大家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对红鱼的这套理念并不狂热但也没有否认，但是其清澈的眼神是导演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希望，这也就注定其将背叛和远离这个群体和那套自以为是的价值认同。而要想让这个游戏更加有声有色，那么必然就少不了马特拉这样的“场外买马者”，让我们略感欣慰和温情的是，马特拉买到了纶纶。
（四）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残酷青春，导演要表达和言说的东西，正如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那样繁多和复杂。它就像个牌局，每一次随机的排列组合，和人为因素的见招拆招，使结果和未来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导演就像个程序化运转的麻将机，冷静地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导演的隐隐的愤怒青年和话痨的特征，在红鱼的运用自如的流利的国骂中显露无遗，他用的是动词“操”，更激烈，也更现代化，这或许也是和侯孝贤的区别，侯氏电影中更倾向于用“干”，更怀旧，更温情。
当红鱼的劈头盖脸的叩问“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时，我承认，给我带来的是似受虐狂般的快感，我希望他给我们指明方向和答案，但是答案却在风中飘。影片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直至内心，让你在犬儒主义的泥沼中停止深陷，让你在世俗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中放慢脚步，让你在无休止的考试和冗长的会议中顿生片刻思考和觉悟，让你在无关痛痒的纠结与焦虑中少点内耗和沉溺，让你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召唤，该撞墙就撞墙，该跳河就跳河。
我知道，你们也是这样，80后的你们。当困惑和踟躇不前时，就对自己说一声，“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一如一年前，那个通宵之夜的奋战，夜雨，鸡鸣，拂晓，那把牌进行到三分之二，我一手好牌，张张惊艳，却忽然悲剧地发现少了张牌，蛋疼，手抖，面部微微抽搐，我喝口浓茶，点燃只烟，假装镇定，膀胱依旧鼓胀，幻想山崩地裂，期冀时光倒流，那一刻，我神游太虚，“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魔幻般地在我眼前的一排麻将上滚动，像打在电子屏幕上一样。那把牌最后被我通过有效的技战术规避风险了，但我以后也基本上淡出麻坛了。
伍迪.艾伦的哲学之形成肇始如下：我妻子请我品尝她首次所做的蛋奶酥时，不小心把一勺掉到我脚上，砸断了几根小骨头。而我的哲学也肇事于那天晚上。我也开始学会拒绝，学会自我审视，自我觉悟，自我约束，去做一个社会主义四有青年。多少次再从菜市场的机麻旁走过，重庆老头老太的松软的瘦骨嶙峋的手，在那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的骰子的舞动中颤抖，我都会心中暗暗对自己说，操你妈逼的，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哪怕是假装的。
麻将者，国粹也。先人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谈笑间，灰飞烟灭；活在当下者，“想摸个一筒，就是个一筒”，将绿色与人文进行到底；后继者，从小就在麻将桌下，鼻涕与眼泪起飞，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它成长在民间，游弋在历史的罅隙，闪烁于艺术创作之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与生与死、火与冰、血与泪、犁与剑一样并行不悖的是，每一桌麻将的如火如荼，每一桌人的呕心沥血。翻开历史长卷，自诩为“赌神”的李清照，逃亡途中，不忘带上赌具，在“易安麻将第一期培训班”的讲话中，无不痛心疾首地讲到，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这是为什么呢？难怪《打马图序》会成为当年畅销书榜首。怎一个豪迈了得，梦回宋朝啊。
梁实秋在《麻将》中写到，“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可以想象，其在麻将桌上，轻轻地我“自摸”了，正如我轻轻地“放炮”了，在“杠后花”后，环顾四周，睥睨天下，大喝一声，“沙扬娜拉”。而胡适在其日记中接连三天只有孤零零地两个字“打牌”，直到第四日，幡然悔悟，“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俨然要三省吾身，可后面两天一如既往地打下去，或许只能用梁启超的“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聊以自慰了。怎一个可爱了得，梦回民国啊。
京城达人老六在《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中，有篇《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用“行无忌、少年游、永遇乐、恨无常、迷离劫、踏莎行、煞风景、魂不归、常别离、有所思、大风歌、离魂月、贺新郎”将麻将场上的生态画像刻画得酣畅淋漓，那是一个还没被选秀和炒作占据人们视野的时代下的“这是他们的权利”的选择，在娱乐手段和物质资源相对贫瘠的情况下，在打拼梦想和挥洒激情之后的片刻放松，那也是一个堆砌和叩击理想的年代。怎一个迷人了得，梦回八十年代啊。
现如今，歌舞升平，繁荣娼盛，打打杀杀已经过时，那索性就在麻将桌上你来我往，持久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贯彻“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也算是对全民体育的另一种的遥相呼应。全民麻将，川渝人民尤甚。这里的国粹之盛行，三步一茶楼，五步一茶馆，父子兵，齐上阵，老婆女儿助威团，经常是打得那昏天暗地，日月无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眼看他放炮了，眼看他自摸了，眼看他回家要跪搓板了。在重庆，以“学习”、“谈心”、“交流人生”、“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为由，我终究被拉上贼船，成为“主修川麻，辅修重麻”的叱咤麻坛的常青树和圣斗士。
这终究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并没有赢家和输家，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收取“交易费用”的茶楼老板了。当时的我，年少气盛，本着魔挡杀魔佛挡杀佛的精神，凡是接到牌局邀请，一概狂奔而去，慷慨赴局，无奈“技战术”稍逊一筹，总是大败而归，然后总结经验，只争朝夕，奋发图强。只到有一天，看到川姑娘桑格格在《小时候》赫然写道：他们也不是经常扰民，有时候他们会收集全班同学的橡皮擦，然后切成一副麻将，四个在后面聚精会神的搓橡皮麻将，整个教室就说不出的安静和祥和。
我不得不仰天长啸，我勒个擦，人家都是可从娃娃抓起啊，他们天生就是为打麻将而生的。然后只有黯然唏嘘：噫吁戏，少不入川，少不入川！
（二）
游戏也有厌倦的时候，不自觉间，伤痕累累的我已经在麻坛销声匿迹。它就像重庆的夜雨一样，不露痕迹，悄然无声，翌日的清新空气和被冲洗过的马路才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那段疯狂的岁月。回头看，除了没心没肺，还有就是低落消极的情绪，迷茫纠结的状态，初涉社会的微小亢奋在麻将桌上被更大的虚无和荒诞所瓦解。
麻将是那么深入人心，在川渝，它似乎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对于麻将，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笑而围观者，都以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在观察这被人类发明却反过来奴役人类的游戏工具。时评家熊培云从家乡人民打麻将中，看到了民主宪政的群众基础和曼妙风姿；小说家阿乙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自传性地写道，小小科员艾国柱在和副主任、主任、调研员鏖战一夜后，在换位子，掷骰子时看到了“极度无聊的永生”，决意出走；历史学家们挖掘出在军阀混战时，而军阀们的老婆们却在麻将桌上不见硝烟地厮杀，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圣诞节，英德两国士兵走出战壕，互换礼物，甚至兴趣盎然地踢起足球。
（三）
“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往往会因为一个莫名的由头，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这也间接证明了只要给予和释放充足的空间和时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便会蓬勃爆发。
在1996年，杨德昌导演就组织了这样一场麻将，他就像机麻正中央横躺着的两颗冰冷的骰子，转动，静止，窥视，无规则的转动透视着生命的无常和未来的无知，安详的静止和窥视去目睹生命个体的喧闹、挣扎和生存迷茫，以及城市和西方文明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丧失道德，疯狂逐利，自我迷失。在这场麻将的盛宴中，有红鱼，有纶纶，有牙膏，有香港，他们在鲜艳嘈杂的台北上空，支起一桌麻将，坐守东南西北，乐此不疲地玩着游戏。
游戏规则的限制，这是一个四人的团体游戏。而个性鲜明的四个人，又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不确定性。
红鱼，有自己成熟的战略理念和战术体系：（1）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2）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3）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这种战术体系全面、完善，进攻性十足，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尤其是对于个体观念淡薄的中国人来说，极具蛊惑力，撕去厚黑学的恶面，敷上成功学的温情面纱，贩卖丧失独立思考后的盲目顺从和引导，犹如真诚地去骗人的唐骏，犹如虔诚去骗人的李一。当然，好的战术需要坚强的执行力，这种战术的致命弱点就是贯彻和执行得不彻底。红鱼就是显然犯了这一错误，他张牙舞爪地质问着，“操你妈逼，这个时代，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与其说是他在质问旁观者，质问周遭，质问时代，倒不如说他在捶胸自问。他只是一个沉浸于自己设计的游戏中的孩子，父亲的死，让走火入魔的他有所清醒和动摇，而当这套战术体系的打击对象造成的技术性错误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像个被自己操纵过的人一样，看到了傻，看到了感情，看到了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于是，他毁灭了自己，在这个盛大的游戏还没结束时，他已经倒在麻将桌上酣然大睡。
香港，是认同红鱼这套价值理念的，也是坚定的不折不扣执行者，但是他没有红鱼理解得更加透彻和深远。他是“身体”力行，他在透支身体，他把自己塞进欲望的绞肉机里，让兄弟们茹毛饮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也是简单的，团体主义的归属感让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感动不在孤独，团体所移植的畸形的价值观被掩盖在兄弟义气和青春的不羁与放荡中，如果说红鱼还残存的善的信念是亲情的话，那么香港就完全沦为一个所谓的友情原教旨主义者。当他遇到一个犹如《出埃及记》中的超级邪恶的另外一个和他们理念和宗旨雷同的山寨般的“共产主义”非正式组织时，不知道是他惊诧得嚎啕痛哭，还是崩溃得涕泗滂沱。是的，我们一直在吞噬欲望，早上醒来，发现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欲望。在这场饕餮的游戏中，香港借故去上了个厕所，他再也没有回来。
牙膏，小活佛，如果说红鱼是这套理论的构建者，香港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那么小活佛必将是发扬光大者，他会为了这套理论改造和武装自己，他坚信不疑，哪怕是这个理念在执行中的不顺利甚至要导致组织的破产，他也要力挽狂澜。他可以像日本的左翼共产党一样，与时俱进地微调和修改党纲，进行部分的去意识化，修改理念去迎合现实，他也可以像我天朝一样，将“初级阶段”、“特色”、“国情”悬挂于口，偷偷地改造自我去迎合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只不过令人失望的是隆胸失败了就不敢在做变性手术了。小活佛是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和他比，李一算什么，李一还有对我上山求道的无知女校友下毒手，小活佛都不和女人亲嘴的。当红鱼酣然大睡，香港嚎啕大哭，小活佛对影成三人，他攥紧了一张麻将，他是否能预测到下一张麻将？或许，他将马不停蹄地去奔赴另一个牌局。
纶纶，是被强行拉进这个牌局，正如梁实秋所说，“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坚不下场，大家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对红鱼的这套理念并不狂热但也没有否认，但是其清澈的眼神是导演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希望，这也就注定其将背叛和远离这个群体和那套自以为是的价值认同。而要想让这个游戏更加有声有色，那么必然就少不了马特拉这样的“场外买马者”，让我们略感欣慰和温情的是，马特拉买到了纶纶。
（四）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残酷青春，导演要表达和言说的东西，正如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那样繁多和复杂。它就像个牌局，每一次随机的排列组合，和人为因素的见招拆招，使结果和未来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导演就像个程序化运转的麻将机，冷静地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导演的隐隐的愤怒青年和话痨的特征，在红鱼的运用自如的流利的国骂中显露无遗，他用的是动词“操”，更激烈，也更现代化，这或许也是和侯孝贤的区别，侯氏电影中更倾向于用“干”，更怀旧，更温情。
当红鱼的劈头盖脸的叩问“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时，我承认，给我带来的是似受虐狂般的快感，我希望他给我们指明方向和答案，但是答案却在风中飘。影片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直至内心，让你在犬儒主义的泥沼中停止深陷，让你在世俗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中放慢脚步，让你在无休止的考试和冗长的会议中顿生片刻思考和觉悟，让你在无关痛痒的纠结与焦虑中少点内耗和沉溺，让你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召唤，该撞墙就撞墙，该跳河就跳河。
我知道，你们也是这样，80后的你们。当困惑和踟躇不前时，就对自己说一声，“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一如一年前，那个通宵之夜的奋战，夜雨，鸡鸣，拂晓，那把牌进行到三分之二，我一手好牌，张张惊艳，却忽然悲剧地发现少了张牌，蛋疼，手抖，面部微微抽搐，我喝口浓茶，点燃只烟，假装镇定，膀胱依旧鼓胀，幻想山崩地裂，期冀时光倒流，那一刻，我神游太虚，“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魔幻般地在我眼前的一排麻将上滚动，像打在电子屏幕上一样。那把牌最后被我通过有效的技战术规避风险了，但我以后也基本上淡出麻坛了。
伍迪.艾伦的哲学之形成肇始如下：我妻子请我品尝她首次所做的蛋奶酥时，不小心把一勺掉到我脚上，砸断了几根小骨头。而我的哲学也肇事于那天晚上。我也开始学会拒绝，学会自我审视，自我觉悟，自我约束，去做一个社会主义四有青年。多少次再从菜市场的机麻旁走过，重庆老头老太的松软的瘦骨嶙峋的手，在那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的骰子的舞动中颤抖，我都会心中暗暗对自己说，操你妈逼的，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哪怕是假装的。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