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构走入真实

戈达尔曾经说过“电影始于格里菲斯，而止于阿巴斯”，这是对于伊朗导演阿巴斯最高的评价。“电影始于格里菲斯”的意思是由于格里菲斯创造性的剪辑和结构技巧将电影本身脱离其记录功能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时空艺术形式，而“电影止于阿巴斯”的意思是阿巴斯不断通过揭示电影的虚构特性以及虚构情节之后的真相所在，从而将电影从艺术形式再次回到真实生活中去。阿巴斯的三部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就是不断挖掘“虚构背后的真相”的过程。而阿巴斯今年的新作《合法副本》也通过探讨“赝品能否具有原作所包含的价值”这一哲学/美学命题，而继续他的虚假的真实性问题。

影片开始于一本书的讨论，就是“一个赝品能否具有原作的功能性和美学价值”。正如激发作家（男主人公）写作动力的那个故事“一个母亲给儿子讲述一座雕塑的历史和美学意义，而没有告诉他这座雕塑是仿造的，但那个儿子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这幅赝品身上看到了原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但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赝品所具有的意义缺少讨论价值，而在“知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赝品的时候，其能否同样对你起到原作的功效，却是整部电影所讨论的话题。

电影先从艺术品的美学价值和原创性定义入手，利用对“艺术和美学”的讨论为电影打下基础，而在基础之上，继续讨论“身份”问题，一个陌生人能否代替原本的丈夫而具有“丈夫”的身份，在其具有身份之后又能否起到相同的功能。咖啡馆的女主人和一对夫妻游客中的男人都误解了作家（男主人公）和艺术品收藏者（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从而作家相对于女人来说，从一个陌生人向丈夫的身份转变（伴随着语言的变化，从英语到法语的过渡是身份转变的象征），而通过一个搭肩的动作，男女主人公认定了彼此的夫妻身份，而彼此对于对方而言，都是一个身份上的赝品。但这对赝品开始讨论他们婚姻所存在的危机和问题，并通过和解和体谅来消除这种危机，赝品甚至超越了原作而具有了原创性的功能。

相同的艺术品（赝品和原品）在特定情形下，特定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和美学价值，其途径是观察者或者介入者必须从假定的意义出发通过虚构走入自身真实的处境。正如那个女主角通过对作家“丈夫身份”的认定，才能走入一个虚构的“夫妻模式”，却得到一份真实的切身的”心灵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