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20 11:49:41
来自: 14°c
(汝欲作诗，功夫在诗外)
La Ciudad De Los Fotógrafos / 摄影师的城市的评论
5
纪录片永远是历史的电影拍摄，然而它同时又是民族志——罗宾•韦兹
口述史学（Oral history）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个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 并且伴随记录媒介技术的发展，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伟大的革命性历程，分别为50年代的“磁带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而后是80年代以后计算机成熟并且成为主流大众媒介之一以后的“计算机革命”。在硬件革命蓬勃发展的同时，口述史学家在理论上逐渐趋近完善，并且在长期的记录过程中得到历时性的发展。
其他历史文本的记录形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这样人为痕迹感极强的民族历史编年史，以及各种人物传记，各类艺术史，国家断代史，影像史等等，不管出自官方或者个人，其记录角度的单向性，目的性，以及记录单个视点记录本身所带有的片面性和主观性都为记录文本的真实性上蒙上了主动与被动的缺陷。
再者早期的记录文本，更多的呈现在历史政局的转变以及群体共同生活形态，而忽略了单个个体在历史局势下的个别形态，以及文本记录过程中作者不能避免的主观情绪导致记录文本的不客观性。
口述史是通过记录不同群体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回忆的形式，通过文字（声音、音像）记录被采访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遭遇以及见闻，并对这些记录进行统一的整理，构成群体在特定历史中的生存百态，从而构成历史记录的多视点和客观性。正如德哈特所言“当我们将零星散乱的证据编织成一部统一连贯，寓意深远的历史时，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经历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建设中的行为意义。”
而这种这种被西方史学界被称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也叫“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的历史文本构成形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记录方式在记录客观性上的欠缺。
口述史学最大的作用在于“它基于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实际上在口述史选择口述对象的独特性，以及记录投入的限制（有限的物资和经历条件让口述史学家不得不概然性的选择具有典型性以及普遍性的部分对这段历史有直接间接的亲身经历经验的人，作为采访对象。）并不能完全避免早先记录形式的各种片面性。只能说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做到这种存在于纪录片本身的强烈的主观性与片面性的尽量削弱。
影片《摄影师的城市》（La Ciudad De Los Fotógrafos）正是通过对众多摄影师在圣地亚哥城内的的工作经历的群体回顾，构成了该历史纪录片的真实性。而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最为值得关注的却是摄影师作为影像记录者这一属性所形成的影片记录价值的双重交替，让记录片更值得深沉探讨。
影像作为文本价值在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拿本影片来说，共时性方面作为历史的真实保存。 作为一种个体人类衍生的媒介，个体在独特的社会形态下，需要既时形态被传播被保存的契机，照相机与摄影师间接的完成了这种需求。影像文本在共时状态下，更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价值所存在，此时的摄影师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都是神圣的。历时性的价值体现在真实记录上，对于一段社会动乱以及曾为亲情以及政治民权呐喊的回忆，更为后人的历史考察留下历史文本。
影片在作为影像文本的记录者摄影师身份和口述史学者身份的交替上，运用了大历史材料，进行回顾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叙事。非常新颖并合理的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叙事再现工作。影片所呈现其真实意义的同时。又在摄影师这一角色在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用口述记录的方式做了非常客观的评价,这是本片中最值得扩大的命题。
在民众示威游行的过程中，表面的二项对立是在民众与政府上的。可是期间却穿插了以记录的名义反抗的摄影师和以维和的名义镇压的警察，其存在形态随着事态的发展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变更。其性质发生了集体无意识的构型后，实际上所有的个体都是变态的。
摄影师：
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摄影师是作为记录者的本质身份加入这段历史中的，而摄影在其本体论意义上所呈现的复制现实的直接性。构成了影像成为记录文本的可能性。真实摄影在新闻摄影中所承载的意义不仅是时效性的价值，在更多特定形态需要下，可以在历时流程中成为文明社会中法庭上的证据，再者在本片的特定时局和环境下。他实际上是一种武器，对现实的揭发，传播，调动民众向心力，已经构成运动的催化剂。甚至在民众进退抉择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武器的对统治阶级波及面之广，力度之大是无法估计的。
该片中的几位摄影师，首先所承载的意义是很单纯的传播。在影像文本记录过程中不带任何修饰成分的再现以及放大。其摄影组织的独立性正式其自由记录自由传播的依据。
摄影师成为斗阵中弱势的依靠，该群体意识化的需要自己的不幸被记录，被传播，并借此构成政权体制的反思。家人无故失踪，几个月后被发现尸体。这样的行为出自失去亲人的悲痛，以及同时对政体的绝望。她需要把自己的不幸与悲痛，以及他们所做的斗争和努力让大家都知道。此时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支持以及帮助。
此时独立媒体在报道中关于事实的呈现是极具积极的意义的。摄影师在这样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在爆炸，毒气、尖叫、葬礼、枪击下记录各种不信，并且在影像中传达出民众在政体中的弱势，人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一系列观点。而且他们的付出得到了人文价值的回报，为弱势群体说话，是他们的根本初衷。这是第一阶段。
接下来，整体行为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因为在长期的拍摄经验中，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对体现自身价值有帮助的照片，虽然更多是表现民众被政体所压迫被毒打，被枪击的画面，这些画面让摄影师震撼，也同样震撼着全城市乃至全国各地对自己的人权体现产生质疑或者某些集体无意识的反抗机制。这些让这些摄影师觉得工作是值得的，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对峙场面，甚至期待在他的身边发生有记录意义的场面。一方面出于胶片的原因，更大的一方面出于自身价值的外显。
所以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对流血事件的不依不饶，在流血事件发生后一个职业化摄影师首先做的更多的是对现象的记录，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及时救助。
凯文•卡特在苏丹拍下秃鹰与苏丹小女孩的照片，而获得各大摄影节以及新闻界的奖项14项。可是获奖后却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舆论谴责，在这样的情景下，摄影师为什么选择按下快门。而不是为女孩驱赶可能导致她丧命的秃鹰。人道主义观点在这里基于摄影师的压力最终导致凯文卡特的自杀。所以有评论人认为：“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在追求‘好的’新闻、‘精彩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的结果。”同样有媒介大量报道新闻记者在为中国汶川地震时，一有伤员从地下抬出大家不是为了这些奄奄一息的伤员让出生命的通道，而是如赶不走的苍蝇一样的簇拥，逼着人吐出仅存的气息等等这些，这不禁让人产生了怀疑，其制造新闻的目的与拯救眼前的孩子的选择，以及这样显而易见的选择答案，在其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后尽有如此不堪的差距。摄影师因其的职业本能已经造成了人格的病态，如果说这是个人的状态，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作用于个体的病态变更。这是其二
第三是在动乱与灾难以后，摄影师发现往日的激情不再，开始怀念早前的动乱。我想不乏想这样的历史悲剧再现的。所以本纪录片在一个男孩被警察的棍子捅瞎眼睛后三个口述史学者所表现的不同心理形态，含蓄的指出了这期间的病态变更。
“这就是那个孩子失去眼睛的地方，过来一个警察用棍子打他，那个孩子像这样捂住脸。地面上都是传单“为生活而战”。“为生活而战”，怎么样？他捂住脸。我叫他放下手来拍张照。他拿开手…其中一只眼窝是空的。
我无法清晰地想起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在Armas广场，一直眼球挂在脑袋旁，他的眼睛掉出来了，所有的摄影师都在拍照。当我靠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趁人之危的人，我加入协会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鲜血。后来他给我许多别的感受。那些其他的东西… …已经让我在考虑我觉得我必须退出。 民主近了，是什么让我成了……一只嗜血的秃鹫？ 第二周我辞职了。
我们曾经在爆炸、气体、尖叫、葬礼、枪击下…一起反抗 我们用相机拍摄。你内心有某种狂热。当没有什么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倒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某种程度上，我成了一个血腥的卑鄙小人……毫无价值，我们拍摄痛苦为自己的荣耀？有一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失去他，我们成为了工具，开始觉得暴力让我们成为自己，最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你意识到时… 它在打你耳光。我该死的变成了什么样子。”(载自影片内口述史学者)
警察与士兵：
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局与部队。警察和士兵在暴乱中所处的地位是无辜的。但是同样有阶段性的变化。这种阶段构成出自理性被感性所削弱并强行瓦解。或者出于对自身状态的思考，以及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这类角色的扮演是从维和到武装镇压的转变。
首先，士兵与警察遂受命与国家，并受其直接管辖。但是他们毕竟来自人民，所以起先领导所代表的政权机构对士兵的民族主义向心力煽动。以及各种主观浅代码编码的语言处理，士兵与警察并不能脱离民众的根基。因为他们来自民众。
所以虽然纪录片并没有很完形的记录处政府机关早前所处的状态。示威游行者与警察的非暴力僵持是显而易见的。这出于其本身的双向意识。
而后的变化会发生在民众暴力所指对象的身份上，他们虽然拥有统一语言，但是在暴力环境下出于自保的反抗是正当的。而且上级的命令以及武器在手，很难免的，会跟随同行产生集体无意识的暴力外露。虽然心有顾忌，但是理性在行为过程中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对方是同胞的意识足以构成各种顾忌。
最后，民众对警察与士兵的迫害，他们用非常仇视的眼光对待自己，各种武器的攻击，就仿佛对方意识里攻打的是他们所反对的政府机关。加上同行的先后被袭击，上士对这类群体的内部煽动，各种动因的强加作用下，最后警察所呈现的是一种忘本的攻击本能状态。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是前意识的被动到无意识的主动的变更过程上。
而后民众以及政权的而相对立更多的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抗与政治慌乱的强行施压，一种民主体制的最后确立如果必要需要这样的反暴力到暴力的过渡形式的话。在更大的程度上已经呈现了生活的病状形态。
纪录片的优秀在于其真实性以及不语自深的深刻性。其全面性以及专业而全面的角度对历史的再现是电影所呈现的又一惊喜。 类似于影像记录者与口述史学者的身份交替，构成的理据真实性的同时，摄影师所展现的真实作品的艺术性同样为电影增添了其完美性。
La Ciudad De Los Fotógrafos / 摄影师的城市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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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永远是历史的电影拍摄，然而它同时又是民族志——罗宾•韦兹
口述史学（Oral history）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个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 并且伴随记录媒介技术的发展，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伟大的革命性历程，分别为50年代的“磁带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而后是80年代以后计算机成熟并且成为主流大众媒介之一以后的“计算机革命”。在硬件革命蓬勃发展的同时，口述史学家在理论上逐渐趋近完善，并且在长期的记录过程中得到历时性的发展。
其他历史文本的记录形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这样人为痕迹感极强的民族历史编年史，以及各种人物传记，各类艺术史，国家断代史，影像史等等，不管出自官方或者个人，其记录角度的单向性，目的性，以及记录单个视点记录本身所带有的片面性和主观性都为记录文本的真实性上蒙上了主动与被动的缺陷。
再者早期的记录文本，更多的呈现在历史政局的转变以及群体共同生活形态，而忽略了单个个体在历史局势下的个别形态，以及文本记录过程中作者不能避免的主观情绪导致记录文本的不客观性。
口述史是通过记录不同群体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回忆的形式，通过文字（声音、音像）记录被采访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遭遇以及见闻，并对这些记录进行统一的整理，构成群体在特定历史中的生存百态，从而构成历史记录的多视点和客观性。正如德哈特所言“当我们将零星散乱的证据编织成一部统一连贯，寓意深远的历史时，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经历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建设中的行为意义。”
而这种这种被西方史学界被称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也叫“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的历史文本构成形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记录方式在记录客观性上的欠缺。
口述史学最大的作用在于“它基于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实际上在口述史选择口述对象的独特性，以及记录投入的限制（有限的物资和经历条件让口述史学家不得不概然性的选择具有典型性以及普遍性的部分对这段历史有直接间接的亲身经历经验的人，作为采访对象。）并不能完全避免早先记录形式的各种片面性。只能说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做到这种存在于纪录片本身的强烈的主观性与片面性的尽量削弱。
影片《摄影师的城市》（La Ciudad De Los Fotógrafos）正是通过对众多摄影师在圣地亚哥城内的的工作经历的群体回顾，构成了该历史纪录片的真实性。而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最为值得关注的却是摄影师作为影像记录者这一属性所形成的影片记录价值的双重交替，让记录片更值得深沉探讨。
影像作为文本价值在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拿本影片来说，共时性方面作为历史的真实保存。 作为一种个体人类衍生的媒介，个体在独特的社会形态下，需要既时形态被传播被保存的契机，照相机与摄影师间接的完成了这种需求。影像文本在共时状态下，更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价值所存在，此时的摄影师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都是神圣的。历时性的价值体现在真实记录上，对于一段社会动乱以及曾为亲情以及政治民权呐喊的回忆，更为后人的历史考察留下历史文本。
影片在作为影像文本的记录者摄影师身份和口述史学者身份的交替上，运用了大历史材料，进行回顾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叙事。非常新颖并合理的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叙事再现工作。影片所呈现其真实意义的同时。又在摄影师这一角色在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用口述记录的方式做了非常客观的评价,这是本片中最值得扩大的命题。
在民众示威游行的过程中，表面的二项对立是在民众与政府上的。可是期间却穿插了以记录的名义反抗的摄影师和以维和的名义镇压的警察，其存在形态随着事态的发展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变更。其性质发生了集体无意识的构型后，实际上所有的个体都是变态的。
摄影师：
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摄影师是作为记录者的本质身份加入这段历史中的，而摄影在其本体论意义上所呈现的复制现实的直接性。构成了影像成为记录文本的可能性。真实摄影在新闻摄影中所承载的意义不仅是时效性的价值，在更多特定形态需要下，可以在历时流程中成为文明社会中法庭上的证据，再者在本片的特定时局和环境下。他实际上是一种武器，对现实的揭发，传播，调动民众向心力，已经构成运动的催化剂。甚至在民众进退抉择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武器的对统治阶级波及面之广，力度之大是无法估计的。
该片中的几位摄影师，首先所承载的意义是很单纯的传播。在影像文本记录过程中不带任何修饰成分的再现以及放大。其摄影组织的独立性正式其自由记录自由传播的依据。
摄影师成为斗阵中弱势的依靠，该群体意识化的需要自己的不幸被记录，被传播，并借此构成政权体制的反思。家人无故失踪，几个月后被发现尸体。这样的行为出自失去亲人的悲痛，以及同时对政体的绝望。她需要把自己的不幸与悲痛，以及他们所做的斗争和努力让大家都知道。此时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支持以及帮助。
此时独立媒体在报道中关于事实的呈现是极具积极的意义的。摄影师在这样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在爆炸，毒气、尖叫、葬礼、枪击下记录各种不信，并且在影像中传达出民众在政体中的弱势，人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一系列观点。而且他们的付出得到了人文价值的回报，为弱势群体说话，是他们的根本初衷。这是第一阶段。
接下来，整体行为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因为在长期的拍摄经验中，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对体现自身价值有帮助的照片，虽然更多是表现民众被政体所压迫被毒打，被枪击的画面，这些画面让摄影师震撼，也同样震撼着全城市乃至全国各地对自己的人权体现产生质疑或者某些集体无意识的反抗机制。这些让这些摄影师觉得工作是值得的，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对峙场面，甚至期待在他的身边发生有记录意义的场面。一方面出于胶片的原因，更大的一方面出于自身价值的外显。
所以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对流血事件的不依不饶，在流血事件发生后一个职业化摄影师首先做的更多的是对现象的记录，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及时救助。
凯文•卡特在苏丹拍下秃鹰与苏丹小女孩的照片，而获得各大摄影节以及新闻界的奖项14项。可是获奖后却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舆论谴责，在这样的情景下，摄影师为什么选择按下快门。而不是为女孩驱赶可能导致她丧命的秃鹰。人道主义观点在这里基于摄影师的压力最终导致凯文卡特的自杀。所以有评论人认为：“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在追求‘好的’新闻、‘精彩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的结果。”同样有媒介大量报道新闻记者在为中国汶川地震时，一有伤员从地下抬出大家不是为了这些奄奄一息的伤员让出生命的通道，而是如赶不走的苍蝇一样的簇拥，逼着人吐出仅存的气息等等这些，这不禁让人产生了怀疑，其制造新闻的目的与拯救眼前的孩子的选择，以及这样显而易见的选择答案，在其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后尽有如此不堪的差距。摄影师因其的职业本能已经造成了人格的病态，如果说这是个人的状态，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作用于个体的病态变更。这是其二
第三是在动乱与灾难以后，摄影师发现往日的激情不再，开始怀念早前的动乱。我想不乏想这样的历史悲剧再现的。所以本纪录片在一个男孩被警察的棍子捅瞎眼睛后三个口述史学者所表现的不同心理形态，含蓄的指出了这期间的病态变更。
“这就是那个孩子失去眼睛的地方，过来一个警察用棍子打他，那个孩子像这样捂住脸。地面上都是传单“为生活而战”。“为生活而战”，怎么样？他捂住脸。我叫他放下手来拍张照。他拿开手…其中一只眼窝是空的。
我无法清晰地想起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在Armas广场，一直眼球挂在脑袋旁，他的眼睛掉出来了，所有的摄影师都在拍照。当我靠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趁人之危的人，我加入协会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鲜血。后来他给我许多别的感受。那些其他的东西… …已经让我在考虑我觉得我必须退出。 民主近了，是什么让我成了……一只嗜血的秃鹫？ 第二周我辞职了。
我们曾经在爆炸、气体、尖叫、葬礼、枪击下…一起反抗 我们用相机拍摄。你内心有某种狂热。当没有什么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倒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某种程度上，我成了一个血腥的卑鄙小人……毫无价值，我们拍摄痛苦为自己的荣耀？有一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失去他，我们成为了工具，开始觉得暴力让我们成为自己，最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你意识到时… 它在打你耳光。我该死的变成了什么样子。”(载自影片内口述史学者)
警察与士兵：
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局与部队。警察和士兵在暴乱中所处的地位是无辜的。但是同样有阶段性的变化。这种阶段构成出自理性被感性所削弱并强行瓦解。或者出于对自身状态的思考，以及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这类角色的扮演是从维和到武装镇压的转变。
首先，士兵与警察遂受命与国家，并受其直接管辖。但是他们毕竟来自人民，所以起先领导所代表的政权机构对士兵的民族主义向心力煽动。以及各种主观浅代码编码的语言处理，士兵与警察并不能脱离民众的根基。因为他们来自民众。
所以虽然纪录片并没有很完形的记录处政府机关早前所处的状态。示威游行者与警察的非暴力僵持是显而易见的。这出于其本身的双向意识。
而后的变化会发生在民众暴力所指对象的身份上，他们虽然拥有统一语言，但是在暴力环境下出于自保的反抗是正当的。而且上级的命令以及武器在手，很难免的，会跟随同行产生集体无意识的暴力外露。虽然心有顾忌，但是理性在行为过程中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对方是同胞的意识足以构成各种顾忌。
最后，民众对警察与士兵的迫害，他们用非常仇视的眼光对待自己，各种武器的攻击，就仿佛对方意识里攻打的是他们所反对的政府机关。加上同行的先后被袭击，上士对这类群体的内部煽动，各种动因的强加作用下，最后警察所呈现的是一种忘本的攻击本能状态。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是前意识的被动到无意识的主动的变更过程上。
而后民众以及政权的而相对立更多的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抗与政治慌乱的强行施压，一种民主体制的最后确立如果必要需要这样的反暴力到暴力的过渡形式的话。在更大的程度上已经呈现了生活的病状形态。
纪录片的优秀在于其真实性以及不语自深的深刻性。其全面性以及专业而全面的角度对历史的再现是电影所呈现的又一惊喜。 类似于影像记录者与口述史学者的身份交替，构成的理据真实性的同时，摄影师所展现的真实作品的艺术性同样为电影增添了其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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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0 14:42:12 莫尔弗
因事找人，因人找事，亲历为实，人本叙史。小盆友的影评总是那么用心，鲜花~~
2009-04-20 15:04:20 14°c
额 亲爱的你终于回来啦 哇哇哇。2009-05-12 20:31:50 垂直的蒙太奇
先给蛋蛋问声好。该片中的摄影师不仅仅充当了口述史学者，还体现了在那次历史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历史价值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一部分的意义还有一些是来自民众的口述。
“同样有媒介大量报道新闻记者在为中国汶川地震时，一有伤员从地下抬出大家不是为了这些奄奄一息的伤员让出生命的通道，而是如赶不走的苍蝇一样的簇拥，逼着人吐出仅存的气息等等这些，这不禁让人产生了怀疑，其制造新闻的目的与拯救眼前的孩子的选择，以及这样显而易见的选择答案，在其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后尽有如此不堪的差距。摄影师因其的职业本能已经造成了人格的病态，如果说这是个人的状态，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作用于个体的病态变更”
我对这一段很有兴趣。苏珊桑塔格也论述过类似“摄影师拍摄痛苦是否为了自己的荣耀？”的问题。那，我想到了美国摄影师亚当斯拍摄于1968年的《枪杀越共》。这张照片一经传出，轰动了整个美国。国内大致呈现出两种声音：一定要严惩越共，且对联邦政府对越南的武力行动的情绪转变为鼓励，这是其一；第二，一部分人质问亚当斯“为什么当时你不上前去阻止，而是按下了快门。”这样赤裸裸的选择令亚当斯直面赤裸裸的生命消亡的同时也承担起巨大的压力。没错，可以说他是个嗜血的秃鹰，那些鲜血为他带来了别样的感受。诚然，如果亚当斯去选择了救助，那结果恐怕是会丢去性命。当这张照片传出后，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越战提前了半年结束。
当然，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并不具备概括性。这类的例子太多，特定的历史人文环境也各不相同。
2009-05-13 09:22:29 14°c
在影片里，有三个摄影师这样提到对自己行为的反思的时候，我才觉得这片开始值得一写了。这也是我给这片这么高的评价的原因吧。但是我当初给你电影的初衷应该是那些照片。这些摄影师，其实是有创造性的。
框中框的摄影构图结构，应该是出自商业摄影吧？在摄影史上有一组照片，是找一个好莱坞明星。间隔10年的同一天拍一次照片。 第二年重复十年前的姿势。但是手持先前的照片。 到第三十年，再次拍摄手持第20年的照片。这样的照片是有很明显的对立意义的。这种独特的框中框的构图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与深意。
在这电影里，这样的照片是让人深省的。这一组照片产生了多项对立。 首先是白发与黑发的对立，其次是生还与逝去的对立，第三是表情与心境的对立，这样的形式麦茨称作交替编码的组合（inter-coding syntagms），就是用多种类型的编码相互组合，而构成意义与阐释的涉指系统。（当然麦茨在提出这种编码组合观点的时候，强调的是电影里的光线与蒙太奇与音响的组合。这里纯属夸领域套用）
这样的框中框的构图，在电影里的体现是不语自明的。而在这样的局势下。类似形式的照片在整个对抗过程的中的感染力便可见一斑了。
2009-06-12 02:29:02 包容
刚刚结束智利天主教大学第十一届欧洲电影节，从本月八号到十四号是第十三届圣地亚哥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昨天看了《摄影师的城市》，很不错的片子，之后回专门写个影评，在这里看到14度的评论，很受启发。在这里只想就摄影师的“见死不救”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其实不仅仅是摄影师，包括许许多多的职业都有类似的问题。警察面对要求正义和民主的示威活动，同样是在知道对立面是对的情况下采取抵制他们的正义要求的行动，无论是子弹，催泪瓦斯，还是棍棒，不是他们缺乏判断力，而是在做他必须作的，否则，他早就辞职不干了。摄影师同样，虽然没有人强迫他去拍摄，但是如果见到给伸出援手，而不是冷静拍摄的时候放弃拍摄，他也早就从事其它行业了。
我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一个人的行为和他所处的脚色和位置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一个新闻事业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而不是以新闻摄影记者的角度出发去面对突发事件，那么，作为公众，我们将只能看到文字记载，而没有真实的图像。
其实很简单，一个人选择了他的社会脚色，他就必须按照这个脚色要求去行事，否则，不是被剔除出局，就是自行放弃。这是一个水火不容的现实。
2009-06-12 09:32:42 14°c
我觉得把摄影师定位在一个职业的意义，用他所处的社会角色以及应该的位置，而给予一定量的宽容。这并不代表说，他可以用镜头对着一个奄奄一息，生命危在旦夕的人，一次次按下快门。用闪光灯！用混乱的冲撞…摄影师完全可以用一个冷静的角度，对外界作为一种表达。新闻媒介非常强势在做信息的保存与信息传递的时候。不能不说他已是在利用摄影师行业竞争，利用每个人都有的自私心理，达到他利益满足的一个过程。
其病态体现在被无意识的引导上。而如你所说的 给予摄影师官而堂皇的社会角色而让人原谅其与道德的抵触，很大程度上是自欺欺人的圆说。
当然我不是指在纪录片里的这些人。他们存在的价值远远可以抵消那些因其本身属性而犯下的过失。
其实想想汶川并不是所有的摄影师都能在这样的过程后 心安理得的在咖啡厅里听音乐的。或许有的人很心安理得。虽然一个伤员被他们的闪光灯伤了眼睛，但是他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这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圆说得到心灵的谅解。
赞成ls对社会角色属性的解释。 提供了我没能注意到的角度，但是立场与角度不同，我们可以创造出更为多元的解释 。
驳论吧。但求心安。
2009-07-20 21:28:17 眉间尺丁一
还是长~~~先踩下~~~2009-09-27 20:01:36 lanka
操~2009-09-27 22:03:50 14°c
来 趴下。。2011-02-21 14:46:06 冻冻
...写得真用心>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