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小说版本分析
如果预知了未来因而改变它，我如何还能宣称已然预知未来？
举例来说，我倘若经过某种方式，得知在待会儿我出门为了肚子打算的时候，会在经过街边的档口被一架史坦威平台钢琴自五楼掉下来砸成肉泥，于是决定今天晚上就自个儿煮碗泡面顺便在里头打两个蛋解决一餐——虽然略嫌寒酸，但不会遇上从天而降的平台钢琴。因为我知道出门会有意外，所以我不出门；因为我不出门，所以意外没有发生。但，如果这个意外没有发生，我如何预测得到？
《少数派报告》故事的主干，其实就源于这么一个矛盾情境。
姑且不论斯皮尔伯格在人物设定上对于菲利浦·迪克原著小说所做的更动，《少数派报告》的小说及电影版本，说的都是在近未来的社会里，有个预防犯罪的机构。这个机构利用了三个具有预知能力、但心智发展有点问题的异人为基础，依他们所预知的内容得知某人在某时于某地将犯下刑案，于是就能够提前将此人逮捕，防止刑案真正发生。因尚未犯下的罪行逮捕公民此事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城市里趋近于零的犯罪率其实已然替这套系统提供了最佳的背书。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一般公民并不会知道未来如何，所以这些预言异人的预卜结果都是正确的，就如同我并不知道头项上会掉下一台平台钢琴所以还是出门吃饭结果发生意外一样；但如果这些未来式的罪犯知道了自己将会犯罪，那么，他们还会决定犯案吗？
故事里的主角就面对了这么一个状况。
预防犯罪机构的核心份子，就发现自己将会在若干天之后，杀害一个同自己素未谋面的人。审判者在刹那之间成为受审人，于是我们有机会同主角开始检视整个所谓“完美的预防犯罪系统”，看看这个系统是否真的如此值得信赖？三份预言报告是否总是明白地指出同一件发生在未来的刑案？三个预视未来的先知异人是否总是做着相同的噩梦？
倘若不是，那我们该如何看待预言报告里的相对少数？
在电影和小说中，三份预视报告中都有一份提及，主角不会杀人；这份少数报告，究竟有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三份预言报里的多数，当真就代表了肯定发生的现实；而代表少数的那份报告，就一定是错误的预视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斯皮尔伯格与菲利浦·迪克采取了完全不同叙事焦点，于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先来瞧瞧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
少数报告是三个预知者中最重要的、居领导地位的那人所预见的未来。于是主角设法劫走了这个预知者，希望利用她提出这份少数报告来为自己翻案。斯皮尔伯格在故事里掺入大量与亲情有关的元素：主角之所以全心投入预防犯罪的工作，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数年之前被绑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预视者之所以获得预知能力，是因其上一代的药瘾所致，而关键预知者一再重覆的噩梦，则与自己母亲被弑的案件有关。这些亲情元素在剧中纠葛成一团，最后在结局揭晓之后，斯皮尔伯格进一步否定了这样的系统，甚至替三个预知者安排了幸福平静的生活模式。
再看看迪克的小说情节。
三份报告虽然有两份的结果相同，但事实上每一份都是少数报告——结果相同并不代表过程相同，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这三份报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迪克的焦点集中在我们之前提及的矛盾：如果主角知道了自己未来的罪行，是否还会照着预言犯案？第一份报告里的主角将会杀人，而第二份预言报告将主角得知第一份报告结果一事纳入考虑，于是得出了主角打算不照第一份报告的结果行事、将不会犯案的决定。在这两份报告之后，故事的主角已经在种种情节之中得知了被害者的身份等等原来所不明白的资讯，于是最后做出杀人的决定。也就是说，最初及最末的两份报告虽然结果相同，但通往这个结局时点的过程却不一样。迪克虽然提及了政治权力的倾轧、中年危机及夫妻感情的猜忌，但并未花费太多力气在这些问题的描写上头；他甚至不质疑这个系统，只是聚焦在这个矛盾的特例上头。
在斯皮尔伯格的手里，菲利浦·迪克惯写的脏乱、拥塞、混乱型式近未来，自然不可能呈现如同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那种潮湿沉闷场景，或者保罗·范赫文的《全面回忆》里那种工业单调都市，是故，这不但不是我在意的重点，事实上我还得承认，斯皮尔伯格使用偏蓝灰色清冷色调还蛮对我脾胃的。而他一向被批评的太过商业手法或者太过滥情表现，我都觉得无所谓，甚至连最后童话般的结局场面，我也能勉强忍受，但是似乎他并没有把题目“Minority Report”处理好。
读迪克的小说就会发现，在并不算长的故事走到结局时，迪克回到了“预知报告里的少数”以及“预知未来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判断”这两个主题头来。预知未来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判断？答案是肯定的；于是这个变数再度回头影响预知报告，三份预知报告其实各自加入了不同的参考值，每一份都是题目所谓的“少数报告”。而在电影剧情推衍的进程之中，斯皮尔伯格以“少数报告其实出自最关键者之口”的方式处理原来迪克故事的情节，再让预防犯罪系统的准确度一次比一次松动，最后否定整个系统——如此动作虽大，却让我有点无法满足。
因为我老会想到一些缺漏。
比如说：为什么明明知道有某个预知者最关键，但却轻易地舍弃其报告？如果预知者的能力有高有低，那么也许他们提出来的预言份量就各有轻重，遇到三份预知报告内容不同时，是否简单地取其大者即可？虽然概数原则如此，但这事儿可同某人是否得在牢里过下半辈子有关，如何能够轻率为之？虽然用了别人的骨架再加进自己擅长的部份，但在经营自身专长情节之余，似乎反而没把原来的故事讲得完全。简而言之，我觉得斯皮尔伯格的故事结构有缺陷，收尾也没给一个完整的交代。
但话说回来，电影或者小说创作，是否一定要替人性啦、宿命啦、社会结构等等提出最佳的定义？
我相信，用太大的帽子扣在创作品头上，都可能是不公平的；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最要紧——亦即，我的满足与否，其实在于故事是否被完整的说出来。在《少数派报告》的小说里，迪克不提系统是否正确，只提出会产生矛盾的特例，这种作法似乎比较谨慎负责；而斯皮尔伯格一举推翻了整个系统，我们不知道这系统之前到底有过多少误判的可能？是否有可能在特例之外，这个系统真如影片刚开始时宣称的那么完美？把系统否定了之后，原来的那些罪犯如何处理？这些疑问让我在步出电影院的时候，不得不替这个故事可惜了起来，觉得银幕里的那个世界似乎在我爽完了就走之后还留下太多烂帐没有处理。
是的。这是商业电影似乎很难逃脱的命运。
但我相信，不要给不负责任的结果，故事还是能够找到一个结局能够符合商业电影的市场考量层面、甚至令更多人满意的。
举例来说，我倘若经过某种方式，得知在待会儿我出门为了肚子打算的时候，会在经过街边的档口被一架史坦威平台钢琴自五楼掉下来砸成肉泥，于是决定今天晚上就自个儿煮碗泡面顺便在里头打两个蛋解决一餐——虽然略嫌寒酸，但不会遇上从天而降的平台钢琴。因为我知道出门会有意外，所以我不出门；因为我不出门，所以意外没有发生。但，如果这个意外没有发生，我如何预测得到？
《少数派报告》故事的主干，其实就源于这么一个矛盾情境。
姑且不论斯皮尔伯格在人物设定上对于菲利浦·迪克原著小说所做的更动，《少数派报告》的小说及电影版本，说的都是在近未来的社会里，有个预防犯罪的机构。这个机构利用了三个具有预知能力、但心智发展有点问题的异人为基础，依他们所预知的内容得知某人在某时于某地将犯下刑案，于是就能够提前将此人逮捕，防止刑案真正发生。因尚未犯下的罪行逮捕公民此事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城市里趋近于零的犯罪率其实已然替这套系统提供了最佳的背书。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一般公民并不会知道未来如何，所以这些预言异人的预卜结果都是正确的，就如同我并不知道头项上会掉下一台平台钢琴所以还是出门吃饭结果发生意外一样；但如果这些未来式的罪犯知道了自己将会犯罪，那么，他们还会决定犯案吗？
故事里的主角就面对了这么一个状况。
预防犯罪机构的核心份子，就发现自己将会在若干天之后，杀害一个同自己素未谋面的人。审判者在刹那之间成为受审人，于是我们有机会同主角开始检视整个所谓“完美的预防犯罪系统”，看看这个系统是否真的如此值得信赖？三份预言报告是否总是明白地指出同一件发生在未来的刑案？三个预视未来的先知异人是否总是做着相同的噩梦？
倘若不是，那我们该如何看待预言报告里的相对少数？
在电影和小说中，三份预视报告中都有一份提及，主角不会杀人；这份少数报告，究竟有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三份预言报里的多数，当真就代表了肯定发生的现实；而代表少数的那份报告，就一定是错误的预视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斯皮尔伯格与菲利浦·迪克采取了完全不同叙事焦点，于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先来瞧瞧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
少数报告是三个预知者中最重要的、居领导地位的那人所预见的未来。于是主角设法劫走了这个预知者，希望利用她提出这份少数报告来为自己翻案。斯皮尔伯格在故事里掺入大量与亲情有关的元素：主角之所以全心投入预防犯罪的工作，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数年之前被绑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预视者之所以获得预知能力，是因其上一代的药瘾所致，而关键预知者一再重覆的噩梦，则与自己母亲被弑的案件有关。这些亲情元素在剧中纠葛成一团，最后在结局揭晓之后，斯皮尔伯格进一步否定了这样的系统，甚至替三个预知者安排了幸福平静的生活模式。
再看看迪克的小说情节。
三份报告虽然有两份的结果相同，但事实上每一份都是少数报告——结果相同并不代表过程相同，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这三份报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迪克的焦点集中在我们之前提及的矛盾：如果主角知道了自己未来的罪行，是否还会照着预言犯案？第一份报告里的主角将会杀人，而第二份预言报告将主角得知第一份报告结果一事纳入考虑，于是得出了主角打算不照第一份报告的结果行事、将不会犯案的决定。在这两份报告之后，故事的主角已经在种种情节之中得知了被害者的身份等等原来所不明白的资讯，于是最后做出杀人的决定。也就是说，最初及最末的两份报告虽然结果相同，但通往这个结局时点的过程却不一样。迪克虽然提及了政治权力的倾轧、中年危机及夫妻感情的猜忌，但并未花费太多力气在这些问题的描写上头；他甚至不质疑这个系统，只是聚焦在这个矛盾的特例上头。
在斯皮尔伯格的手里，菲利浦·迪克惯写的脏乱、拥塞、混乱型式近未来，自然不可能呈现如同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那种潮湿沉闷场景，或者保罗·范赫文的《全面回忆》里那种工业单调都市，是故，这不但不是我在意的重点，事实上我还得承认，斯皮尔伯格使用偏蓝灰色清冷色调还蛮对我脾胃的。而他一向被批评的太过商业手法或者太过滥情表现，我都觉得无所谓，甚至连最后童话般的结局场面，我也能勉强忍受，但是似乎他并没有把题目“Minority Report”处理好。
读迪克的小说就会发现，在并不算长的故事走到结局时，迪克回到了“预知报告里的少数”以及“预知未来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判断”这两个主题头来。预知未来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判断？答案是肯定的；于是这个变数再度回头影响预知报告，三份预知报告其实各自加入了不同的参考值，每一份都是题目所谓的“少数报告”。而在电影剧情推衍的进程之中，斯皮尔伯格以“少数报告其实出自最关键者之口”的方式处理原来迪克故事的情节，再让预防犯罪系统的准确度一次比一次松动，最后否定整个系统——如此动作虽大，却让我有点无法满足。
因为我老会想到一些缺漏。
比如说：为什么明明知道有某个预知者最关键，但却轻易地舍弃其报告？如果预知者的能力有高有低，那么也许他们提出来的预言份量就各有轻重，遇到三份预知报告内容不同时，是否简单地取其大者即可？虽然概数原则如此，但这事儿可同某人是否得在牢里过下半辈子有关，如何能够轻率为之？虽然用了别人的骨架再加进自己擅长的部份，但在经营自身专长情节之余，似乎反而没把原来的故事讲得完全。简而言之，我觉得斯皮尔伯格的故事结构有缺陷，收尾也没给一个完整的交代。
但话说回来，电影或者小说创作，是否一定要替人性啦、宿命啦、社会结构等等提出最佳的定义？
我相信，用太大的帽子扣在创作品头上，都可能是不公平的；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最要紧——亦即，我的满足与否，其实在于故事是否被完整的说出来。在《少数派报告》的小说里，迪克不提系统是否正确，只提出会产生矛盾的特例，这种作法似乎比较谨慎负责；而斯皮尔伯格一举推翻了整个系统，我们不知道这系统之前到底有过多少误判的可能？是否有可能在特例之外，这个系统真如影片刚开始时宣称的那么完美？把系统否定了之后，原来的那些罪犯如何处理？这些疑问让我在步出电影院的时候，不得不替这个故事可惜了起来，觉得银幕里的那个世界似乎在我爽完了就走之后还留下太多烂帐没有处理。
是的。这是商业电影似乎很难逃脱的命运。
但我相信，不要给不负责任的结果，故事还是能够找到一个结局能够符合商业电影的市场考量层面、甚至令更多人满意的。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