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慈：我的写作没有疆域 (流浪北京影评)

2008-04-29 09:32:00 　　来自: 内陆飞鱼 (不器用)
流浪北京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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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昆明《春城晚报》特约专稿（刊发时有删节和改动）
　　
　　张慈：我的写作没有疆域
　　
　　编者按：1980年代末，云南青年导演吴文光的纪录片《流浪北京》一经面世，旋即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影片用“为什么来北京”、“住所”、“出国梦”、“出路”等章节，真实细腻地纪录了张夏平、张慈、牟森、高波、张大力几个追求文学、戏剧、摄影、绘画等艺术的年轻人离开故乡、离开体制到北京寻找自由、寻找梦想的故事，成为一代文艺青年的集体缩影。近日，该片的人物之一张慈，带领来自美国、荷兰、德国等地“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一行19人赴滇访问采风。身为80后的笔者和张慈进行了短暂的交流采访，一起回溯了60年代生人的往事，温习了这代人在探索世界过程中的爱与哀愁，由困惑和激情交织出来的绚丽青春。
　　
　　从南湖到翠湖
　　
　　“我的故乡蒙自有一个叫南湖的人造湖，三十年代时西南联大钱穆、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人曾漫步湖边，追寻他们年代的精神自由与人文梦想，留下了美好的诗篇。南湖是我孩提时代的游乐场，每个夏天我都浸泡在其中，最好的玩伴猝然淹死在了里面也没被吓到我，第二天依然会去畅泳。在水和岸之间奋力地往返前进，特别享受这种有些冒险的过程带来的丰富刺激，这种体验只有少数人才能领悟得到。从事文学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类似的快感，我很幸运。”回想起自己和文学结缘的过程，张慈神情恬淡沉湎在乐趣里，话语洋溢着一种松弛和活泼。张慈一直相信她对文字的敏感和文学珠胎暗结，冥冥之中和南湖边上那些名人留下的神秘气息是有一些牵连。
　　
　　1979年，张慈以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云南大学中文系，从南湖来到了翠湖。斯时，正逢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的新风气正在当头，年轻人把文学当成了释放内心激情，阐释生活困惑，表达个性观点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欧美现代哲学、文学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是空前的，很多青年唯恐自己落伍，枕戈待旦拼命的阅读写作。张慈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在《他们》等著名文学杂志上频频出现，赢得了外面的关注，和于坚、姚霏并称为云南文学青年“三剑客”。除了写作，张慈还穿牛仔裤、背马桶包、抽烟、跳迪斯科，很快成为同龄人里的“明星”。她一直是一个乐于尝试新生事物的人，性子里有一种无畏的韧性。她说，故乡的南湖是一个孩子向往外面世界的心湖，翠湖是学生时代文学梦的见证。
　　
　　1983年，张慈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派回了《个旧文艺》工作，对未知的人生和世界充满想法。狂热投身于文学里，张慈成了单位的“三多”人员，电话多，来信多，来访人员多，电话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品，张慈长时间“占”着单位的电话不放，让别人颇有微辞。在僵化的国有事业单位体制下，单位里事情并不多，工作性质也和自己理想不太沾边，这让她很困惑。她感到一种青春从血管里流逝的压抑，激情在虚无里燃烧的绞痛，必须出走，离开这个地方，哪怕回到自曾经求学的城市，成为她这时的最大愿望。张慈说，我在这个世界的行走过程就是我的写作过程，离开个旧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一无所有“北漂”
　　
　　1986年，几乎就在是张慈离开了在《流浪北京》里被她形容为“那个地方东边有个老阴山,西边有个老阳山，老阴山比老阳山高，所以都说，个旧的女人比男人厉害”的故乡，双脚踏上充满梦幻色彩的北京之时，和张慈年龄相仿的北京青年崔健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音乐专辑，粗砺地嘶吼出了当时年轻人里的最强音，“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这也正是张慈他们最早这一批北漂青年的真实写照。他们在理想面前抱成团、昂着头颅前进，燃烧着强大的荷尔蒙引发的激情，可是回到冰冷的现实，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歌里面唱到的“一无所有”的人，没有单位，身份不明，营养不良，脸色苍白，前途茫茫。
　　
　　根据张慈的师妹、挚友钱映紫回忆，那时候青年人去北京，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是抱着去旅游看风景的心态去的，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当时去北京，坐火车得一周左右，年轻人们在轰隆隆的北上列车里闪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古典光芒，下了火车看一看神圣的天安门，就直奔王府井新华书店，很多才引进国内的外文书籍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找得到，在昆明几乎见不着。朋友之间来往也喜欢互相送书来表达情谊。1987年，她去北京找张慈飘荡了一段时间，经常在各大高校的同学朋友之间蹭吃、蹭睡。她永远记得张慈手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四处晃悠，白天生龙活虎一到日暮就为吃饭、投宿等问题发愁的样子。每当在纸上写下最时髦的语句之后，放下最先锋的文艺著作，朗诵完热泪盈眶的诗词，就无法不去面对工作、吃饭、住宿、户籍这些问题，而身后故乡的父母亲人又在急切的呼唤着回去。很多人伤心疲倦地回去了，很多人还在坚持。
　　
　　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理想和意志不断受挫，未来空荡荡的像个黑洞，而当下最基本的肚子温饱还没有着落，很多北漂青年都曾在心中想起哈姆雷特那句“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的悲壮拷问。如同《流浪北京》里所描述的那样，出国成为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终极追求。张慈和她美国老公的认识并不算偶然，用她的话说这是一种用心经营的成果，其中的过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虽然她对这桩婚姻的目的很明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互相的爱是真诚的，美好的。是的，他把她带到了朝思暮想的美利坚合众国，去了国人眼里的“万恶的腐朽的垂死的堕落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开始了陌生、崭新、迷人的人生。
　　
　　在加州的阳光下
　　
　　泰戈尔曾在诗集中写到“我心绪不宁，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我的灵魂在极想中走出，要去摸触幽暗的远处的边缘。”当张慈一脚踏上美国大地，沐浴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帕罗阿图的阳光下，长发迎空飘扬，心中的“遥远事物”变成真实的存在时，一个新的张慈从身体里裂变出来了。当她看见空廓干净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出去度假了，可是第二年依然如此，才发觉这个国家的人原来没有故乡多；当她在街上随意丢下一个垃圾，被警察呵斥“女士，请你不要污染我们国家的领土”，才知道这个国家把随意丢垃圾视为“爱国主义”的一个参考指标。
　　
　　 “去到那儿，我想应该有所固定的房子，有份固定的职业，在银行里有点固定的存款，有固定的汽车什么的。然后我才能为我的作品做准备。”张慈当初的这句话并没有成为空话。生活稳定下来，张慈就到处行走体验，出入各个社交圈子，出版了长篇小说《浪迹美国》，纪实报告文学《美国女人》等文学作品。用异乡人好奇的眼睛，观察和感知着这个全然陌生的国度、陌生的族群。用她非常著名一句“名言”形容的话，她去到美国就象是重新进入了母亲子宫里一样，看不清方向，却有了一种自由、温暖、安全，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她说，来到美国之后，身体、心灵、嘴巴、笔尖完全被解放了，实现了作为一个简单的“人”的自我价值。
　　
　　这个时期，她甚至把颇有争议的长篇性爱小说《浮云》这样的作品也发表了，和其他的纪实长篇小说《云南妹妹》、美国肥皂剧《哈罗》等之类的东西走的是另外一种极端。在美国，生活中的张慈，完全不像文字里的那个张慈，她用闲暇时间考了一个木匠资格证，据说这个技能可以制作画框之类的东西，她还学语言、音乐、舞蹈，做过时尚健美操教练。你很难想象这个人就是被于坚形容为“她的文字有萧红那种感觉”的那个张慈。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裂变和统一，可以从张慈英文名“美美•米勒”（May May Miller）上略见一斑，美美和米勒彷佛就是两人，却奇怪的人共享了一个和谐的躯体。
　　
　　
　　写作没有疆域
　　
　　关于写作，张慈说“年轻时喜欢最求自由与梦想，中年后热爱并追求真理。这种所谓‘真理’不是多数人理解的大而无形的空话，它由日常生活，周围环境，所见所闻，融入参与的每一件事情上的点滴细微体现，即便如花朵上的露珠一样微小，也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存在，没有疆域和限制，这正是她的写作方向”。现在，张慈每天的日常生活是每天早上必定早早起床，为孩子们煮早餐，送孩子们平安上学，中午出门进行短暂游走之后回家开始进入创作状态，下午又继续为孩子们煮晚饭，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两个孩子是我最满意的作品，我对他们将来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有最大的好奇心”。她满意地评价两个和她“好友一样”亲密无私、平等共处的孩子。
　　
　　张慈认为，会生活才能懂写作，自己的语言已经过了追求形式的那个时期，越来越趋于简单随意，这样也切合自己的内心和生活。写作就像培养孩子，简单到位就好，孩子们有自己爱好，都随他们去，最好把孩子当成朋友，不干涉、不呵斥，让他们最接近自然，自由生长呼吸，不必像中国很多家长哪样非要为孩子指“明路”。源于此，张慈文字里丰富绵密的细节，来自于她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她在美国涉足着四个交际圈子：白人交际圈的朋友多半是家庭主妇；黑人交际圈子多半是画家、乐手等各路艺术家；中国人的圈子里大多是和自己一样身居海外的华裔；独立职业人圈子都是职业男女。每个圈子都是不同的故事，取之不尽。
　　
　　对每个人保持好奇心是张慈一贯的态度，因此张慈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在人群中耐心倾听，仔细交流，常常从每个圈子里得到惊喜的素材，她也因为善解人意、自信豁达的性格，颇得大家的信赖。你可能想不到，张慈现在美国组织了一批人，专门为自己欣赏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理女士拉选票。她说在美国参与政治生活和国内是不一样的，有偶像娱乐和励志的成分在里面，很有意思。她的生活乐趣，除了抚养子女，参与各种活动，进行文学创作，还有就是打高尔夫球。她的愿望是背着球杆、笔杆去周游世界，打遍世界上所有最好的高尔夫球场，写作和享受人生不两不误。做一个真正没有疆域的心灵行者。
　　
　　
　　乡愁是一种“恨”
　　
　　面对一个漂流在外难得回到衣胞之地的游子，故乡总是一个难以规避的话题。在美国人眼里，张慈是外来的中国人，在中国她又是美国人，问她，到底更认同于哪种身份？她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的分裂，依然和她的英文名字一样中西合璧意味深长，她说自己像一个自由人，并没有太大的故土、族群观念，既爱带给她精神自由和物质生活的美国，也爱带给她疼痛和压抑的故乡。但是每次回故乡都是因“恨”才回来的，这种恨是一种文化与经济不对称带来的物是人非的苍茫，旧伤还在隐隐作痛新的哀愁丝丝屡屡袭来的恨，如同烈酒迷人也伤人，交织着割舍不掉的爱。
　　
　　每次回老家，面对把自己当成回来派送美金的阔太太的三亲六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厚此薄彼吵吵闹闹，把她拉来拉去恨不能分成几半共享，她不得不强颜欢笑，不去得罪任何人。对此，张慈总是哭笑不得，也感到“人情日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谷”的人间悲喜剧。她的先生曾和她起一来到过云南，并且爱上了故乡的一条小河，每天早上总是去河边锻炼身体，陶醉其间，说是要退休之后要来云南居住休养生息。没想到有一天却看到了当地老百姓随意往里面倾倒各种垃圾，某一段河面污浊，漂着破衣烂裳和死牛烂马的尸体，不禁悲从心中起连连叹息，说是以后想自己掏钱来治理这条河流。
　　
　　这次回乡，张慈之所以自费找到了美国、荷兰、德国等地19个女作家，组成了“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来云南采风，也是因为“恨”，想通过文字来化解这种“恨”。她说，19双眼睛看到的和想到，一定能和这块神奇的土地实现完美和谐的沟通，最终形成一种大爱，为家乡的文化发展做一丝贡献。千手观音用那么多双手普度苦难的世人，沟通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冷漠与蒙昧，这19双眼睛想必也能取到这种效用。
　　
　　后记：吴文光在拍摄《流浪北京》时说“某种东西要结束了，我要把它拍下来”。果然，在纪录片完成后，随之而来的90年代，从集体到个人，这个国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嬗变，里面主人公也早已各自奔天涯，20多年去了，他们不管身在何处，都已经是在行业颇有知名度的行尊里手。坐下来，听完他们的故事就是在为一个时代的青春作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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