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猴》：从山西出发，走到了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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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灰猴》之前，我们需要先聊一聊别的东西。

如果时间向后推至2018年的秋天，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电影人来到山西晋中的一座古城。这座古城四四方方，横纵两条大道。南大街最为繁华，旅行旺季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城西的平遥电影宫却在今日成为了某种坐标。

非常有意思的是，由贾樟柯所创办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因其社区性极强的放映场地与高度亲近媒体的运作方式，无法不使我们想到戛纳电影节。而作为全球电影节中最重要的一支，戛纳的主题策划、竞赛质量甚至城市风格都显得“洋气”非常。就像我们曾经听说在戛纳的海滩遇见某个明星在清晨慢跑，在平遥电影宫也能常常转头发现赵涛从你身边走过，优雅而利落的形象。落在中国内陆的一个小小古城，平遥与戛纳的对标则充满了别样的意味。

从《小武》到《江湖儿女》，贾樟柯的故事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汾阳。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即将迎来第三年时，他又发起了吕梁文学季，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村庄的文学》杀青的消息。我们对中国乡土的想像，或许来自于贾平凹、赵树理、刘亮程。不论是电影或是文学，贾樟柯试图将大家的目光重新带回乡村。

因此在平遥国际电影节，值得拿来一谈的则是“从山西出发”这个单元。《灰猴》即处在其中，它在山西雁北地区方言中意指“行为不端者、坏家伙”或“亲切的人说，有昵称、戏谑之意”。

和国内诸多电影节不同，如同《雅马哈鱼档》在广州放映，《海上花》在上海放映，《城南旧事》《本命年》《独自等待》在北京放映，平遥国际电影展的“从山西出发”或许真正做到了“出发”，即关注本地原生态的青年创作力量。当然，这一批作品离贾樟柯一般的“星途”还遥遥无期，在“华语新生代”露面的《恋恋不舍》同样出自太原导演之手，被网友揶揄为“山西新烂潮”。“从山西出发”，似乎成为了它们唯一的面孔。

与此向对应的，则是民间所称的“藏地新浪潮”和“贵州新浪潮”。前者以万玛才旦、松太加、拉华加为主体，呈现为一批以藏地为背景、普世叙事的创作模式；后者则以《地球最后的夜晚》《四个春天》为主体，呈现为一批现实与诗意交织的作品。电影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影像表达，在构建地域风貌以及文化的过程之中，选用象征性的符号则是在转制剧本之初即首要考虑的问题。有趣的山西方言，和刀削面、羊杂、凉粉、烂腌菜、兔头等等特色食物，成为了《灰猴》之中最具吸引力的视觉元素。

中国的乡土影像必定需要在某种类型语境之中架构起来。在剧作上和《灰猴》如出一辙的《无名之辈》则是在大量方言所营造的环境冲击之中以多角度叙事讲述了一个警匪博弈的荒诞故事，而导演饶晓志则在今年监制了FIRST展映“惊人首作”中口碑不错的一部《平原上的夏洛克》，以平实的影像质感和富有节奏的黑色幽默，扩充了侦探片的变体维度。

那么说回到《灰猴》，或许更令我们感到分外熟悉的是《提着心吊着胆》。如果说《提着心吊着胆》是东北版的《两杆大烟枪》，那么《灰猴》就好像是山西版的《疯狂的石头》。这两部影片在“章回体”的文本层面更加清晰于不同叙事主体的所见范围——其实这不过是影像所玩的一些小把戏，电影的景框作为它的第一属性，它呈现了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东西，造成叙事的某种断裂。因此在多视角叙事模式的巧合和矛盾之中，必然带有着大量的因果关系的连接，呈现为极强的类型特质。

为了达成更加亲近观众的目的，除利用地域文化以及完成对于故事的期待之外，警匪的题材或者说揭秘的过程，完成了情绪的层层递进。个中喜剧式的反转设置也使得观看的过程趣味横生。《灰猴》的七条不同的叙事线，基本上以主体的不同视角展开，以人物的行动轨迹作为故事生发的推动力，在不同事件的交叉点中慢慢描摹故事全貌。

当然，电影终究还是以“人”为核心展开，而所谓的乡村题材则更是如此，只有建立起每一种不同形态而能令观众动情及共情的人物形象，电影才具备“意义”。在《灰猴》中，构建了几种不同的形象，老实巴交的饭店老板、利欲熏心的不良商人、见钱眼开的黑道混混等等。他们的组合使得影片的内核更加地向探索人性的深处去走。而各色人物阴差阳错地通过一个比老宋刀削面的秘制浇头配方更值钱的古董坛子和那一箱现金联系在了一起，几路人马为了争夺利益互相算计，将县城闹得鸡飞狗跳，最终却都悲惨收场。到了故事的收尾，我们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设好的局。在非常需要依托于剪辑的多视角叙事电影的维度上来说，它呈现出“蒙太奇”的重要使命，即是使人物与他周遭的人、环境、时间产生关系。

在人物设计之中，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位则是来自香港的杀手小黄毛，由香港演员骆达华饰演。在角色都从本土语境之中生发开来，尤其演员都选自本地的前提之下，加入这样一个自言“也许我是水土不服”的异域文化象征人物，承担起了更多由于反差和冲突所带来的幽默功能。

从中国青年导演尤其是新导演的创作维度上来看，处女作即选择多角度叙事电影的模式似乎需要冒一些风险，它稍一不慎即会暴露导演对于叙事不够圆融的把控能力。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投机而取巧的方式，即展现出与顺叙剪辑不同的形态。必须要提出的是，这种看似新鲜的模式在如今中国的电影市场之中越来越集中地出现，而他们能够回溯至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以及昆汀的《低俗小说》，甚至可以更远地寻找到黑泽明《罗生门》的源头，《灰猴》似乎依旧落入了当下“强迫性结构”的窠臼之中。在《无名之辈》《命运速递》《云雾笼罩的山峰》等等中国青年新导演作品之后，不停地戏仿与平庸的致敬还有无价值，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