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仰的名义,让我们互相杀戮
究竟有谁在天使的阵营倾听,倘若我呼唤?
——《杜伊诺哀歌》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原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召开。届时,全世界人民都把目光聚焦在慕尼黑,人们谈论并憧憬着一个和平愉悦的盛会。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派出了自己当年为止最大最豪华的代表团。虽时值阿以战争,但人们希冀着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能暂时忘却那些战争的伤痛,用运动的和平精神来化解民族矛盾的愁云。然而,这一年慕尼黑没有那么幸运,这一年犹太人没能走运。这一年慕尼黑见证了奥运史上最悲惨的一幕,这一年犹太民族经历了纳粹屠杀后最哀伤的事件: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的“黑色九月”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2名教练,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被关押在以监狱的256名巴勒斯坦政治犯。结果,谈判未果,西德警方的营救行动也未取得成功,恐怖分子和以色列人质无一幸免。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知晓当那些以色列运动员被射杀时,他们是否曾向着上帝呼喊,是否曾亲见天使的羽翼……而当《慕尼黑》片头空灵的女声哀婉的响起时,我想起了《哀歌》。诚然,巴以冲突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恐怖组织活动的故事也在大荧幕上屡见不鲜,仅只去年表现这两大主题的佳作就有《天堂此时》和《辛瑞纳》。然而斯皮尔伯格的犹太裔身份还是使《慕尼黑》招致了众多非议。其实在早先的《辛德勒名单》中,斯氏就将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苦难的民族,他用灰白阴冷的色调和那仅有的一点亮红,令亿万观众为之动容。2005年他再踏雷区,拍摄了这部以慕尼黑惨案为背景,讲述犹太复仇故事的《慕尼黑》。相较于《辛德勒名单》中无辜的犹太形象,在《慕尼黑》中犹太民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值得同情的群体,他们同样开始扮演令人不齿的复仇者。
斯皮尔伯格在接受参访时说道:将“慕尼黑惨案”搬上银幕不是为了向世人进行某种说教,而且他也不认为任何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件艺术作品就能打破今日中东地区的僵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相互仇杀的过程中,必须有人站出来为和平呐喊,因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敌人并非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而是该地区这种相互不妥协、不信任的气氛,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仇杀报复的故事,但实际上却是在为和平而祈祷。
的确如此,我从来不怀疑作为一位人道主义导演斯皮尔伯格所作的努力,在《慕尼黑》中我们看到的不单是报复行动的残忍和说教式的为和平祈福,而更多的是一种引导式的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非要这样?
“为什么非要如此不可?”中东是个苦难的地区,虽然她孕育了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然而这些宗教为他们的母亲带了的却不是幸福和和谐,而是流血和杀戮,不单是分娩时的阵痛,而是面对兄弟阋墙的绝望。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这个世纪的中东危机,宗教在民族问题中始终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人们在打着宗教旗帜从事恐活动时,宗教对于人的价值业已泯灭,它成了一个借口,一个神给理由,这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尽情的残杀而不再有心理负担,这个理由让我们一切非正义变得合乎情理。正是这个理由让年轻的巴勒斯坦青年走上特拉维夫的广场进行自杀性爆炸活动(《天堂此时》),也正是这个理由让Avner在内的五人组成的暗杀小组按照摩萨德拟定的11人名单在欧洲大陆上展开复仇行动(《慕尼黑》)……
死亡在电影中变得直观而哀伤,年轻的生命用鲜血铺就通向圣殿山的道路,他们空有爱国热情却从未倾听过先知的箴言: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如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没。”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1;10-20》)他们以为用鲜血送上的祭品是祭神最好的圣物,却忘却了主并不希冀他的臣民的牺牲。里尔克说:“杀戮是我们游移的悲哀的一种形态……”人们执拗的相信时代需要献祭,家园亦是如此,被恐怖组织选中的巴勒斯坦青年应该喜悦因为他们在为祖国献身,同样被摩萨德选中的Avner也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祖国会因他们荣耀。然而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杀戮无法停止民族间的仇视,以暴制暴的方式只会带来更加残酷的仇杀。
“你们这些欧洲人不会明白,你们失败后仍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家。而我们,我们没有家。你永远不会理解没有家的感受。”当阿里对着Avner说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无家可归时,在斯皮尔伯格的镜头中两个民族间的敌视化为了谅解,其实谁都没有错,对家的渴望是流浪民族所有的寄托——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人是这样,以建国后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对着橱柜中“家”的幻象进行憧憬的Avner和拿着手枪为恐怖组织工作的阿里一样,他们需要的是一片和平的热土,一个安身的家。然而信仰的蛊惑,热情的煽动却使青年们前赴后继的走向毁灭。
萨伊德在《天堂此时》中不断追问:为什么非要这样,难道不能有另一条道路吗?在杀戮和复仇的游戏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可悲的既扮演着受害者又扮演着残杀者,这一次,历史无可奈何的走在绝望的轮回中。
斯皮尔伯格用一组平行蒙太奇将慕尼黑惨案和Avner等人的复仇行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在连接镜头时,连接的不单是两组不同的时空,更连起了犹太人杀戮者和被杀者的尴尬身份。
是的,历史不能倒退,死者不能复生,而生者仍要继续向前。也许对于残杀我们无能为力,然而在电影血渍的悲哀中我们仍可以祈祷明天和平的曙光。虽然萨伊德最终走上了在特拉维夫自杀性爆炸的不归路,但我们也仍在《慕尼黑》中听到了Avner的NO,或许在斯氏最后镜头中的双塔的影像中,对和平的哀鸣般的祈求才真的显的难能可贵。
——《杜伊诺哀歌》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原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召开。届时,全世界人民都把目光聚焦在慕尼黑,人们谈论并憧憬着一个和平愉悦的盛会。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派出了自己当年为止最大最豪华的代表团。虽时值阿以战争,但人们希冀着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能暂时忘却那些战争的伤痛,用运动的和平精神来化解民族矛盾的愁云。然而,这一年慕尼黑没有那么幸运,这一年犹太人没能走运。这一年慕尼黑见证了奥运史上最悲惨的一幕,这一年犹太民族经历了纳粹屠杀后最哀伤的事件: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的“黑色九月”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2名教练,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被关押在以监狱的256名巴勒斯坦政治犯。结果,谈判未果,西德警方的营救行动也未取得成功,恐怖分子和以色列人质无一幸免。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知晓当那些以色列运动员被射杀时,他们是否曾向着上帝呼喊,是否曾亲见天使的羽翼……而当《慕尼黑》片头空灵的女声哀婉的响起时,我想起了《哀歌》。诚然,巴以冲突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恐怖组织活动的故事也在大荧幕上屡见不鲜,仅只去年表现这两大主题的佳作就有《天堂此时》和《辛瑞纳》。然而斯皮尔伯格的犹太裔身份还是使《慕尼黑》招致了众多非议。其实在早先的《辛德勒名单》中,斯氏就将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苦难的民族,他用灰白阴冷的色调和那仅有的一点亮红,令亿万观众为之动容。2005年他再踏雷区,拍摄了这部以慕尼黑惨案为背景,讲述犹太复仇故事的《慕尼黑》。相较于《辛德勒名单》中无辜的犹太形象,在《慕尼黑》中犹太民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值得同情的群体,他们同样开始扮演令人不齿的复仇者。
斯皮尔伯格在接受参访时说道:将“慕尼黑惨案”搬上银幕不是为了向世人进行某种说教,而且他也不认为任何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件艺术作品就能打破今日中东地区的僵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相互仇杀的过程中,必须有人站出来为和平呐喊,因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敌人并非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而是该地区这种相互不妥协、不信任的气氛,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仇杀报复的故事,但实际上却是在为和平而祈祷。
的确如此,我从来不怀疑作为一位人道主义导演斯皮尔伯格所作的努力,在《慕尼黑》中我们看到的不单是报复行动的残忍和说教式的为和平祈福,而更多的是一种引导式的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非要这样?
“为什么非要如此不可?”中东是个苦难的地区,虽然她孕育了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然而这些宗教为他们的母亲带了的却不是幸福和和谐,而是流血和杀戮,不单是分娩时的阵痛,而是面对兄弟阋墙的绝望。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这个世纪的中东危机,宗教在民族问题中始终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人们在打着宗教旗帜从事恐活动时,宗教对于人的价值业已泯灭,它成了一个借口,一个神给理由,这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尽情的残杀而不再有心理负担,这个理由让我们一切非正义变得合乎情理。正是这个理由让年轻的巴勒斯坦青年走上特拉维夫的广场进行自杀性爆炸活动(《天堂此时》),也正是这个理由让Avner在内的五人组成的暗杀小组按照摩萨德拟定的11人名单在欧洲大陆上展开复仇行动(《慕尼黑》)……
死亡在电影中变得直观而哀伤,年轻的生命用鲜血铺就通向圣殿山的道路,他们空有爱国热情却从未倾听过先知的箴言: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如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没。”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1;10-20》)他们以为用鲜血送上的祭品是祭神最好的圣物,却忘却了主并不希冀他的臣民的牺牲。里尔克说:“杀戮是我们游移的悲哀的一种形态……”人们执拗的相信时代需要献祭,家园亦是如此,被恐怖组织选中的巴勒斯坦青年应该喜悦因为他们在为祖国献身,同样被摩萨德选中的Avner也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祖国会因他们荣耀。然而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杀戮无法停止民族间的仇视,以暴制暴的方式只会带来更加残酷的仇杀。
“你们这些欧洲人不会明白,你们失败后仍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家。而我们,我们没有家。你永远不会理解没有家的感受。”当阿里对着Avner说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无家可归时,在斯皮尔伯格的镜头中两个民族间的敌视化为了谅解,其实谁都没有错,对家的渴望是流浪民族所有的寄托——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人是这样,以建国后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对着橱柜中“家”的幻象进行憧憬的Avner和拿着手枪为恐怖组织工作的阿里一样,他们需要的是一片和平的热土,一个安身的家。然而信仰的蛊惑,热情的煽动却使青年们前赴后继的走向毁灭。
萨伊德在《天堂此时》中不断追问:为什么非要这样,难道不能有另一条道路吗?在杀戮和复仇的游戏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可悲的既扮演着受害者又扮演着残杀者,这一次,历史无可奈何的走在绝望的轮回中。
斯皮尔伯格用一组平行蒙太奇将慕尼黑惨案和Avner等人的复仇行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在连接镜头时,连接的不单是两组不同的时空,更连起了犹太人杀戮者和被杀者的尴尬身份。
是的,历史不能倒退,死者不能复生,而生者仍要继续向前。也许对于残杀我们无能为力,然而在电影血渍的悲哀中我们仍可以祈祷明天和平的曙光。虽然萨伊德最终走上了在特拉维夫自杀性爆炸的不归路,但我们也仍在《慕尼黑》中听到了Avner的NO,或许在斯氏最后镜头中的双塔的影像中,对和平的哀鸣般的祈求才真的显的难能可贵。
这篇影评有剧透